陈东升、王梓木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
王梓木：总理说，别等出事了再找我
读者：我想问一下王梓木先生，当时你是因为有了思想想跳出这种体制，可能当时的环境，你可以随时见朱镕基这样的人物，你是因为不喜欢还是在那个环境中觉得自己创业，创业可以达到人生追求或者说理想目标，然后你才见他们，你想突破这种制度，从这种体制中走出来，但是当时你有没有考虑走出来之后的不确定性或者风险性？现在大学生创业或者说就业，政府跟企业一方面都是积极支持，出台各种政策，但是等大学生真正迈步社会的时候，比如你要申请一个文案或者一个文件，找一些工商局什么的，就会有很多程序，我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微博，如果要批一个文案在中国需要十天、八天时间的，所以说社会上也是有限制的。
袁岳：社会上当然是有限制的，我们那时候都要四五十次才能办下来，在印度要六个月以上，所以这个问题跟体制、跟九二派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社会就是这样的，因为社会不是你的爹，也不是你的妈，所以必须要求你按照一定社会规矩去做。
王梓木：这个不是我想见就能见到朱镕基的，因为他原来就是经贸委主任，工作关系能勾得上，所以稍微熟悉一点，再一个他管事比较细，动不动就找下面人。当时如果你想下海的话，一定要有抵押物，不然的话换不来人脉的信任。还有一个就是造船理论，我那时候下海跟傻子瓜子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要下就得造一个像模像样的船，像东升造一个保险公司，这个牌照不是轻易拿到的，有那么多股东，有那么多资本金，还有你自己的身份、资格，你要人民银行要这个牌照，他得看看你，你不是想拿就拿得到。所以这个就是造船理论，要下海，造大的船，不能下了海就要救生圈。我记得我跟朱镕基见面的时候，我说你说了我半天有了什么期望？朱镕基说我就一个期望，别等出事了再想起找我。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袁岳：其实我们那时候见个领导真的不是那么难，坦率说我有两个感受，有一件事情我跟人家干的不一样，我老记领导的小报告，我写工作日记，处长说什么、司局长说什么，部长说什么，部长开会的时候互相说什么，不同意怎么说，同意的时候怎么说，我就分析一个机关的生态是什么样的。坦率地说，虽然经常见领导，让我佩服的领导很少，我觉得大部分领导怎么比群众水平低呢？这是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水平很高的领导，其实他搞不定事的，很多事，我们知道这个领导水平很高，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副部长水平比较高，但是发现他这事定不了。为啥？你水平高，六个水平低的，你让水平高的干绝对不行，得按水平低的才能干成事。所以恰恰是这种感受，你真的要整点事，一个副部级都搞不定，你算什么啊，最让我们刺激的是，副部长都整天跟我们一起洗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了不得的。所以根本没有对官的那么崇拜的感觉，纯粹是从做事的角度来说，这事能不能做成。发现我们自己造一个平台还能做成事，那还不如我们自己做了。今天大家对官权的崇拜和我们那时候对官权的感受认识还是不一样的。
王梓木：其实在体制内那时候感到一种束缚，甚至是性格上的扭曲，就是你想成事不那么容易，不见得你的领导都强或者都弱，你自己出去以后真正能成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