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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派:时代和制度造就的“新士大夫”

我们相聚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泰康厅。本期做客读书会的嘉宾是一批被称为“九二派”的企业家,他们中间有陈东升、冯仑、黄怒波、袁岳、毛振华、郭凡生、王梓木、刘举等,他们曾经都是体制内仕途坦荡的知识分子,然而却在1992年前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放弃仕途,下海经商。时代和制度如何造就了这样一批“新士大夫”型企业家?他们又与时代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黄怒波、毛振华、陈东升等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

  毛振华:小平改革削弱公务员光环

  毛振华:我的体会还是一个舍弃,因为九二派有一个特点,基本上属于主流精英,按传统观念看都有铁饭碗,有好的令当时同辈们羡慕的职业和地位,但是舍弃了这些,投入到挑战更大更不确定性的东西里。

  袁岳:站在年轻人的角度,他们对这一点更感兴趣,现在都想当公务员,想挤都挤不进去,你们那时候在机关里有一点位置,相当一部分人也都是处级干部,你的舍得是因为的确看到更大的饼在那?还是说你这个人天生就是不安分的人,呆在机关太没刺激,是什么动力让你做这样的跳跃?

  毛振华:还是1978年到1992年这段的改革讨论,已经在改变社会的价值观。所以我现在研究改革就说,中国叫经济改革,改革就是所谓利益阶层和利益结构的调整。邓小平的改革已经使得改革前的铁饭碗公务员没有那么大的光环,所以问我这个话题的时候,92年下海不具有代表性。你要问我公司里面的同事,他们在中南海里面上班,当个科长、副科长,从什么都没有的员工开始做起,他们为什么下海?我后来问他们,他们说稀里糊涂够下海了,觉得公务员没有什么了不起。

  袁岳:那个时候的公务员,坦率地说跟现在比,那个时候的公务员,其实是了不起的,因为公务员人没那么多,而且也还真是有两下子。现在的公务员,真的让我们觉得怎么样的人真的没几个,但是大家都觉得当个公务员怎么样,您觉得?

  毛振华:八十年代的改革讨论使得社会风气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已经发生变化,比如八十年代初改革,大学里面反特权,反腐败,搞得很厉害,大家觉得有特权是耻辱。现在觉得有特权,有猫腻,好像很光荣、很天经地义,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改变,所以利益结构的调整使得那批人…

  袁岳:我能不能这么总结,那个时候看到特权腐败不爽,不爽的人结果下海了。现在看着腐败特权也不爽,但是自己想去爽一把的人,结果进去了。

  陈东升:还是向世界学习,有很长远的商业目标和模式,或者讲走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道路。但是九二派最大的是社会价值观高度认同,庞大的群体,不管是自为的还是盲目的纷纷跳下来,但是最重要的特点是向国际学习,寻找一个长久的商业模式,走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

  袁岳:向国际学习,您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好处是不是在于经常看内阁报告,研究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所以你先学习着了,是不是有这个因素?

  陈东升:真的是这个现象,我老讲,我要是在经贸部许可证司,我的门口排大队要我给他许可证,我不敢说我一定下海。但是你问了非常好的问题,我们那时候手中没权,但是你谁都认识,什么事都要掺和,觉得自己什么都明白,但是又手中没有权,所以下海最好。

  王梓木:我觉得九二派前面一拨下海的以及后面一拨人下海的区别我也一直在想,这拨人有比较强的使命感,因为脱胎于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刚开始大家都对政治很有抱负,但是干着干着都觉得不行了,遇到很多束缚,甚至扭曲,这时候追求一种自由与创造。

  袁岳:换句话说,是不是你当时官升不上去了?

  王梓木:追求自由与创造性是人的本性,所以就要下海。再一个这拨人的特点不仅仅是创造社会财富,更重要的是要推动社会进步,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一个要创造好的服务,好的产品,像乔布斯,这东西能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再一个是好的企业制度。

  袁岳:九二派共同有一个特点,干屁大点小事都能讲出伟大意义。

  王梓木:使命感比较强一些。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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