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在“文革”中的地位
除了他的全职正式职能外，周在大字报中被描绘成在尽“文革”首席执行官的义务，下令采取军事行动，劝说革命造反派接受引导，制定政策，调解各派系之间的斗争——所有这些都遵从了毛和林的政策。在扮演“文革”解困能手的角色中，周就亲自会见了众多的来自各省的代表，并且签署了一些中央委员会支持或批评各省领导人的决定或指示。
周的政策讲话一直是相当支持更理智的选择，如用三结合班子结束纷争，恢复秩序，呼吁今年夏天重开学校，让躁动的年轻人回到校园，以及表态说中央委员会已同意实行稳健的经济政策以保护工农业生产。他的公开和私下的讲话都常常被看成是“文革”政策的主要表态。
1967年1月，在省一级党组织倒台后，周的任务正是努力使大部分省的政府机构保持完好，使那些地方的毛派分子的“革命”政府成不了气候。然而，在4月份，当他所做的一些安排被毛派好斗分子驳斥并被中央委员会推翻时，他对付主要是地方的军事指挥官的新领导人的权威被削弱了。同时，在5月和6月，激进的毛派领导人康生、陈伯达和毛夫人第一次开始公开联合介入到一些省一级的问题。
然而，周在省一级的事务中依然十分活跃。4月，他乘飞机去广州，为曾被毛派分子批评为支持“保守”集团的广州军区的领导人撑腰。当骚动在广东和湖南蔓延时——两省都在广州军区的管辖下——周恩来亲自过问。7月底，他命令第47军脱离湖南军分区接管湖南，8月，他几次签发指令给广州的红卫兵组织和当地军事当局，试图遏制暴力的扩大，但没有成功。4月份之后，周最引人注目的解困行动，是安排释放了两位被当地的军事司令扣留在武汉的高级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