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5日，侯文理在上海参观七届全运会时与当年的篮球队员重聚合影。
（作者柳哲：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华善业联盟、中华姓氏大讲堂创办人）
清明之际，不禁想起众多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终于换来了新中国的建立与长治久安！如今，全国各地建起的革命烈士陵园，不计其数。大多数的革命烈士，都已魂归故里，含笑九泉！ 唯一还有为数不多的“中共特工”，还魂断台湾，至今不归，令人遗憾。
“中共特工”侯文理，就是其中的一位。自从他的骨灰在台湾被发现后，牵动人心。侯文理，系我的忘年交、著名作家曹聚仁胞弟曹艺先生生前，一直在苦苦寻觅的特别党员的“单线联系人”，可惜在曹艺先生2000年8月27日逝世的时候，侯文理先生在台湾的生死之谜，一直未被解开。曹艺先生在逝世前不久的2000年8月15日，在病床上仍向党组织强烈要求回到党的怀抱的申请报告中，《关于单线联系人侯文理情况的补充材料》，如此写到侯文理：
“1937年，我接受朱总司令的命令回到白区后，思想并未真正明白：不过组织生活、不交党费、不向领导请示汇报，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不久朱总司令让刚从延安抗大毕业的傅正明回到西安，指定他帮助我更好地利用‘协粮任务’为延安我军机械化部队输送人才、物资，陕西省委书记兼红军西安联系处副主任徐彬如指派侯文理（侯灿章）作为我的单线联系人，从此，侯和我一起到渑池、桂林、贵阳、河池以及远征印度缅甸，大败日寇，凯旋而归回到昆明、贵阳、洛阳、郑州，离开辎汽六团后，我被调到蒋军联合勤务总司令运输署、南京军运总司令部、杭州军运指挥所，我和侯文理在一起活动直至1948年，侯文理去浙江龙游汤恩伯的二线兵团203师卧底，1949年4月，他邀我去金华帮他策动203师起义后，整修抛弃运输汽车工作，而后，两人先后到南京二野，在敌工部部长袁血卒安排下担任不同任务，1949年冬，侯文理在袁部长派遣入大西南做瓦解敌军机械化部队工作时，我请他把我的政治身份交待清楚，他说对敌工作稍纵即逝，只要我们找到孙象涵，大家的政治身份自然一举而清，我俩匆匆分手，侯后来又被西南军区敌工部派往台湾，从此音信断了。1980年后，我费尽周折，打听到以下情况：
1、1982年我到北京碰到孙象涵同志（孙解放后是机械工业部的技术领导干部，家住北京西城区黄瓜园东9门15号）。他说，1949年侯文理在山东和他见过面，侯对他谈到曹艺是特别党员与我单线联系的事，侯后来也成为特别党员。
2、1982年我到北京找袁血卒部长（他早已转任民政部副部长），他说他在转业前把他经手派遣去敌后的工作人员一一分别做了交待，侯文理的档案总参二部有案可查，侯的家属由总参二部主动作了联系（文革中侯的爱人张励凡和子女被打成敌特家属），文革后袁部长主动替他们作了平反。
3、1985年，侯文理的爱人张励凡托她的至亲冯颜章老人从西安来南京告知："侯文理在台湾早已被捕入狱，长期监禁，归来无望"。我问他消息来源，他说是总参二部告知张励凡的。
4、1996年冬，一个在台湾的旧部傅长恩告诉我，侯在台湾开展瓦解蒋军活动时不慎被特务人员侦破，被逮捕进陆军监狱，傅因曾收留侯在家食宿受到株连，也被捕入狱，以窝藏叛逆、知情不报罪被判刑两年。傅出狱后被开除军籍，为谋生进入教会后，成为‘财团法人中华基督教崇圣会’顾问牧师，地位相当高，有意识结交军政上层人物，也没有打听出侯文理的确切消息，侯存在的可能性很小了。傅长恩地址为：台北市八德路3段99巷11号42室，电话：7413303。
根据以上情况，侯文理的身份已可证明，我的特别党员身份也应能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