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官方职位
周多年来的高强度公务日程安排，足以让比他年轻的人筋疲力尽；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是从早上十一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这些事务包括频繁出席礼仪活动，管理中国庞大政府机构的日益增多的琐事，以及在“文革”中担起公共事务方面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幕后的）。而且，在“文革”的过程中，由于其他人不到位，他还要承担额外的责任，因为他是掌权的三巨头中唯一有足够精力应付庞大的政府机构日常事务的人。
这些活动的明显重要性使观察家判断他的政治声望在提高。5月1日的时候，据说中国驻巴黎的一个外交官告诉那里的一个中国留学生，是周而不是林最终将是毛的继承人。这可能反映了中国外交部门中广为流传的观点，带有主观臆测的成分。早在10月份，中国在海外的官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但北京的英国外交家判断，尽管周的同道人持续受到攻击，但总理还是以相当大的信心和不断的努力，促使在“文革”引起的社会动乱中保持社会秩序。
周作为掌权的三巨头中的第三号人物这一正式排位，在无数次对领导层聚会的宣传中得到加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出现在每一次精英的内部会议上，在毛和林出席会议时，他总是仅次于后（这是1966年8月形成的惯例），在他们缺席时位居第一。最近几个月，在林没有与毛一起公开露面时，周与他比肩而立——最近的一次是在6月25日的集会上。
周看来还要起到一些其他的正式作用。在最近的中东危机期间，当北京表明支持阿拉伯国家时，周总理不仅是国家和政府的发言人，而且还接待阿拉伯领导人的信使。5月27日，外交部长陈毅“代表周恩来”接待了六个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外交代表。6月20-24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周又以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的身份出面，就像卡翁达一样。他迎接、宴请卡翁达，与他举行高峰会谈，在这些场合发表讲话，并主持签订了贸易协定。由于北京无意找人替代被贬黜的刘少奇，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们已把周当作是北京的国家元首，给他增添了更耗时的工作。
如果这还不够，1月以来的几份报道称，周已承担了他在国务院的下属官员的部分日常行政管理事务，这些官员正备受“文革”判官的责难。在4月30日一份重要的未公开讲话中，周声称他已承担起外交、财贸、农林这些国家机关的直接管理，因而暂时代替了被围攻的陈毅、李先念和谭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