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中苏石油合作十五年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恰可用“企业开道，政府护航”来概括。所谓“企业开道”，描述的也即1995～1999最初几年，在政府尚未对苏丹项目投以足够关注的情况下中石油“单枪匹马”在苏丹勘探开发石油的实践活动。
直至21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国家能源形势的日益严峻，逐渐显露出发展前景的苏丹项目才开始吸引了来自政府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不仅如此，认识到苏丹项目对中国 石油安全的潜在价值，中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扮演起了中石油在苏石油开发的“护航者”角色：一方面积极构建和维系与苏丹良好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则就中苏石 油合作在国际社会上所引发的一些争议予以回应并主动调整自身相应的外交行为——也正是由于这种“政府护航”，使中苏石油合作呈现出更为显著的国家石油外交 的色彩。
三、收益评估：企业得利，政府买单？
从中苏石油合作的收益来看，在企业层面，中石油可谓获益良多。对应当初迫切想要“走出去”的动因，我们看到：
首先，苏丹项目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石油低储采比的“燃眉之急”，如在1/2/4区累计新发现可采储量6.5亿桶，6区新发现地质储量6.95亿桶，3/7区新发现储量近30亿桶等，这些发现无疑有助于中石油摆脱油源不足这一关键性的企业发展瓶颈。
其次，从利润收益上看，中石油在苏丹的投资累计超过60亿美元，大都能在很短时间内收回投资并保持投资回报率在15%以上，如在1/2/4区和管道项目中，中石油出资7.5亿美元，2003年1月即收回初期投资，投资回报率达17%以上。又如其炼油厂项目于2000年6月开始回收投资，投资回报率也达到18%以上；除去直接收益之外，苏丹项目还给中石油带来一系列的连锁效益，带动出口额为投资的135%；同时，中石油在苏丹的高利润从其海外员工的经济收入状况中也可见一斑，以中原油田为例，油田员工在国外工作的收入是国内同岗位的5倍以上。油田勘探与施工期间，在苏施工人员超过6000人，这些在外工作员工的家庭收入明显提高。
最后，在人才和经验等方面，苏丹项目也帮助中石油培养锻炼了一支国际化经营管理的队伍，积累了包括人事、财务、采办、组织建设、作业运行、公司政策与程序、 国际化公司企业文化、人员建设、培训、技术发展等在内有关跨国项目的经营管理经验——所有这些对于进一步推进中石油的国际化经营而言无疑是极具价值的。在国家层面，从长远来看，中石油—苏丹项目无论对于打开我国的石油外交局面还是提升国家的石油外交能力而言都是有所裨益的。
苏丹是中国在海外首个由中方主导建设与运营、且具有一定生产能力与规模的石油基地，中国不仅通过从苏丹进口石油满足了一定的国内能源需求，更借此推动了促进 国家海外石油供应多元化的进程，从而有助于提升我国的石油供应安全。不过，应该说，苏丹项目对于提升国家石油供应安全的意义更多还不是体现在其自身这一石油供应源上，而是它对吸引非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产油国与中国进行石油合作的示范效应上。
中石油在苏丹的成功实践连同中国政府不同于西方的石油外交模式，为那些惯常与西方国家合作的产油国及一些新兴产油国呈现了一种新的合作可能性与选择，它们开始主动邀请或积极欢迎中国的石油公司参与到其国内的石油开发之中，从而也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机会。因此可以说，中石油—苏丹项目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他产油国与中国开展石油合作的信心，从而给从21世纪初开始大力拓展海外石油供应源、促进石油供应多元化的中国政府助了一臂之力，打开了中国海外石油合作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石油—苏丹项目也给予中国的石油公司和政府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有助于增强中国的整体石油外交能力。如前所述，中石油在苏丹十几年的实践不仅使 其获得巨大的利润收益，同时还从人才、技术、经验等方面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实力，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跨国石油公司之间的差距。而石油企业自身的这种成长事实上也夯实了中国政府对外开展石油外交的基础，有助于政府的意志能够借由实力强大的国有石油公司得到更充分、更有效的执行和落实。
同时，鉴于战乱苏丹的特殊性，中国政府也得到了比在其他地区进行石油外交所能得到的更艰难的考验：一方面需要努力维系与苏丹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外界对于中国与苏丹开展石油合作的种种非议与指责，甚至应对各种不期而遇的危机事件，但处理这些难题的过程也有助于作为后来者的中国政府积累经验和提升石油外交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