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国政府还通过加强在各种多边场合的高层会晤、推动中苏联合部级委员会机制以及促进党际交流和军事合作等方式巩固与苏丹方面的政治关系。同时，中国政府也大力加强与苏经贸往来。两国经贸关系从非常有限的基点起步，以石油为核心日益拓展到地矿勘探、建筑、路桥、农业、纺织等广泛领域，十年来，中苏贸易额 实现突飞猛进的增长。
截至2008年，中苏双边贸易额超过80亿美元，苏丹已成为南非和安哥拉之后中国在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成为苏丹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外，中国还给予苏丹数额巨大的投资与援助。直到2005年底，苏丹已成为中国非官方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接受者。
为了支持苏丹改善民生，中国还向苏丹施以大量货币及非货币形式的援助。这样大宗的贸易、投资与援助，从对苏石油外交的角度而言，也即所谓“一揽子交易”——在维系良好经贸等关系的同时，也换来苏方以石油协议等作为回报。
与中国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石油外交不同，除了与对象国塑造全面友好外交关系之外，中国政府的对苏石油外交还体现在其对国际批评的应对上，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假使相关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中国及其石油公司在苏丹的存在就会失去合法性，从而给石油合作的深入开展制造阻碍。
在遭受指责最为严重的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政府除了在不同场合为自身立场辩护外，迫于各方压力，还不得不在达尔富尔这一原本与自己毫无关联的危机事件中承担重要责任，调整自身的外交姿态与行为——从早期单一重复既有声明与充当联合国与非盟之间传信人的角色，到2006年逐渐采取较为清晰的立场并开始积极游说苏丹政府接纳外部力量的干预，再到2007年更进一步参与商讨外部干预的具体部署方案以及制定具体可行的路线图。
正 是源于这一系列努力与调整，美、欧、非等各方的高级官员开始承认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建设性作用”，中方所受舆论压力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中国及其石油公司在苏丹的石油利益也才间接得以保障。政府介入的不断增多使中石油—苏丹项目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官方色彩，这让中石油在以企业身份继续纵深发展该项目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不自觉地承担起国家石油外交执行者的角色。
不过，中石油在扮演这一角色方面显然还存在着不少局限性：
首先，从行为的目标上看，尽管表面上中石油的海外石油开发活动与国家石油外交的目标一致，但其行动的深层动因则仍围绕着企业自身利润的最大化目标。以获取海外份额油为例，政府之所以给予支持更多是将其作为抵消单纯依靠从国际原油市场上购油的诸多弊端与风险、确保国家石油供应安全所采取的应对举措，而石油公司之所以十分热衷于此，则是考虑到在海外生产石油远比在国际原油市场上购买甚至比在国内生产需要支付少得多的成本，从而能够为其带来更大的利润；
其次，从行为的过程上看，中石油也并非严格遵照政府指令。一个明显的例子，2007年中国政府曾一度将苏丹从其《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中去除，然而这却丝毫不影响中石油继续加紧在苏丹的油气投资活动，这也表明了中石油在海外商业活动中的自主性；
最后，从行为的结果上看，尽管作为国有石油公司，中石油在苏丹的石油实践也并非总是能与国家利益契合。事实上，不仅在苏丹，即使受到政治压力，中石油仍选择把其在很多海外石油生产基地中获取的份额油直接在国际原油市场上卖掉而不是运回国内，这主要是因为此举更加有利可图，例如2006年中石油就选择将其在苏丹生产石油的大部分直接销售在国际市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