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希尔于1995年9月访华，在与江泽民主席会谈期间表达了邀请中国参与苏丹国内石油开发的意向。江主席随即令时任中石油副总经理的周永康派人赴苏丹考察，结果显示苏丹油区地质状况与我国渤海湾盆地十分相似。
中石油苏丹之路的回顾和反思
文|姜璐 肖佳灵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苏丹早在1959年便与中国建交，是非洲大陆最早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但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中苏之间除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双边政治关系之外，在其他领域中的合作均十分有限。
从某种意义上讲，1995年9月26日由中苏共同签署有关苏丹6区《产品分成协议》的一纸文件极大地推动了两国交往的进程。石油作为一个关键媒介，开始把两个地理遥远的国家紧密联系起来。16年后的今天，中苏关系早已今非昔比，不仅在政治、经贸、技术、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取得长足进展，作为其交往核心的石油合作更是对两国生深远 影响。
对此，尽管中苏双方均持积极肯定态度，西方各界的谴责之声却始终不绝于耳，2008年之前国际社会上一度“抵制北京奥运”的风波就是典型一例。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与评判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作？我们能够从对苏石油外交这一案例中汲取怎样的经验与教训？本文拟从政企角色的辨析上为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进军苏丹：政府主导，还是企业先行？
当我们今天来看中苏石油合作的时候，几乎已经自然地将其视为中国海外石油战略布局在非洲大陆区域内的重要一环；即使是回顾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最初与苏丹建立石油联系之时，也往往会将其看作是由政府主导的行为。一种有关中国进军苏丹石油领域最常见的看法，即苏丹总统其间，中国帮助苏丹建立起全套的石油工业体系，使其从非洲贫油国一跃成为石油出口国；而在国际能源形势日趋紧张的今天，苏丹也日益成为中国重要的石油供应国之一。
这种看法普遍存在于中石油方面、政府官方以及学界，如中石油发布的《中国石油在苏丹的企业发展报告》、国土资源部的《苏丹油气资源形势报告》、中国驻苏丹使馆经商处的《中国在苏丹的石油项目的来龙去脉》以及吴富贵的《苏丹的自然环境与石油工业》等学术文章。
巴希尔于1995年9月访华，在与江泽民主席会谈期间表达了邀请中国参与苏丹国内石油开发的意向。江主席随即令时任中石油副总经理的周永康派人赴苏丹考察，结果显示苏丹油区地质状况与我国渤海湾盆地十分相似。中石油具备相应技术与经验，双方遂达成一致，由中石油与苏丹能源矿产部共同签署苏丹石油6区（穆格莱德盆地）《产品分成协议》，就此揭开中苏石油合作的序幕。
此种“政府主导，企业出马”的做法可谓当时历史背景的产物。1993年中国首次从石油净出口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这对于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石油资源自给自足、甚至长期作为东亚地区主要石油供应源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种潜在的 挑战。在此情形下，1995年中石油进入苏丹的行为可被视为国家试图拓展海外油源而鼓励能源企业“走出去”的实践。
然而，这种简单的时间顺序与表面的发展逻辑并不足以证明中国企业进军苏丹是在国家能源形势发生逆转的情况下由国家主导、企业执行的一种对海外能源市场的拓展行为：
首先，尽管中国在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但直到1995年中国石油进口量都还比较有限，石油自给率仍基本维持在90%以上，供需矛盾并不突出，加上此时适逢国际油价较低靡之时，进口石油的经济压力也不算大，因而在当时由政府推动进行海外石油开发的迫切程度还并不高。
其次，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央早在“十四大”期间就已明确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并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我国石油工业的战略方针，但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石油工业的所谓“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无论在战略还是实践层面都还更多体现在“引进来”而非“走出去”。
事实上，当时中央高层对于究竟应该立足国内还是拓展海外尚存争论，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领导人并不将投资海外石油上游市场看做一个完善的战略，仍强调应立足国内市场。因此，从国家层面的背景来看，中国进军苏丹背后并没有明显的国家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