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政府已经开始对各地基层社区的讲经点进行清查取缔，这些在地下讲经点学习的人统称“塔里普”（学经学生——相当于阿富汗的塔利班）。喀什地区约有1.2万这样的“塔里普”，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学习《古兰经》和《圣训》，但是其中少数人确有“圣战”言论或者有暴力行凶记录，这类人大约有八百多人，他们如果离开户籍所属村子必须向政府申报。也是在这次会上，一个基层干部报告，某村一个维族女干部向政府汇报了该村有个地下讲经点，政府派人去取缔了，后来这个维族女干部就受到了邻居的围攻。与会者在会上讨论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来保护她。
列席这次会议给我的感觉是，共产党已经执政快五十年了，怎么现在我们在县城开一个政府的工作会议，还像当年土改工作队那样要开小范围保密的会，来研究怎样保护支持我党工作的少数积极分子，讨论怎样争取大多数群众。到了这个时候，我发现新疆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民族关系问题，民族身份成了社会矛盾、政治态度中的重要因素。
我自己的专业背景是社会学，思考问题时的出发点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来解释民族问题，我是在自己的社会调查经历中——亲眼看到的事实以及和普通人的交谈——发现中国已经出现了民族问题。这样的民族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不管是呼和浩特、拉萨还是乌鲁木齐，当时只有革命派和造反派之分，而不管是革命派和造反派，内部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当时发生矛盾的双方不是以民族来划分，而是以政治态度来划分的。但是到了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时期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提出“要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此后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中的提法就开始以“民族”为单元，“民族话语”开始占据重要位置，慢慢地许多问题的讨论和讲述就逐渐演变成以“民族”为主题，对许多社会问题的分析也开始从“民族”角度来解读。
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强化削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
马戎：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和1950年代的形势是完全不一样了，即使有些政策在1950年代行之有效，但是到了1990年代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当年的许多口号现在已经没有感召力了。一个文化革命把中国社会完全翻了一个个儿，把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干部的威信都破坏了。我们怎么能够把这种深层次的破坏再修复起来呢？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后，原来的很多做法今天都行不通了。原来人们心目中的阶级弟兄情谊、革命同志情谊是超越了“民族身份”认同的，而现在很多人凡是遇到包含有“民族”因素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凡是涉及人员具有不同的民族身份，很多人都会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解读。
当然，如果矛盾双方都属于同一个民族，这个问题就不存在。譬如许多中央大企业在处理与地方关系时是很霸道的，这些大企业的老总有的都是部长级，关系“通天”，省委书记和省长也要敬他几分，他们怎么会把地方官员当回事？怎么会去考虑地方群众的利益？他们想的就是如何追求企业的高额利润。胜利油田在山东开矿采油就是这样，没有给当地财政和民众带来什么利益。但是山东的汉族百姓对胜利油田的反感，不会联系到“民族”问题，这就跟维吾尔族对中央企业在新疆开采油气的看法不一样。山东汉族居民会说政府官员剥削老百姓，央企剥削我们基层社会，而新疆的维吾尔族就会说这是汉人掠夺维吾尔族的资源。
群体性事件在沿海省份也很多，有的是反对建设造成环境污染的工厂，有的是对政府强拆的抵制，有的是对公安野蛮执法的抗议，有时聚居的人群规模也很大，也有烧警车、冲击政府办公楼的暴力事件，但是目标很明确，总是针对直接相关的政府机构或具体企业，而且这些群体性抗议事件不会以杀人为目标。而乌鲁木齐的“7·5事件”则是以另外一个民族的任何成员为目标，你是一个汉人，这就构成了我要杀你的全部理由，你不必做过什么，我也不必认识你。你长得像汉人，我就要杀你。这种行为是典型的种族主义、种族清洗的行为。纳粹要消灭犹太人，也不管这个犹太人具体是什么人或做过什么事，是犹太人就该杀而且可以杀。极端主义的“圣战”要杀“异教徒”，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汉人地区的群体性抗议事件和新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的性质、造成的社会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遇到的很多社会问题，它的起因很可能是央企的霸道行为或者基层干部的素质问题，但是同样的原因、同样的行为在汉族地区和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带来的后果不一样。今天人们之间不再是阶级弟兄，他们现在头脑当中最强烈的认同意识是自己的“民族身份”，发生任何事情时，都会考虑这里是否涉及不同民族之间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原来的意识形态认同基础（共产主义理想、无产阶级革命、阶级弟兄等）已经被文化大革命彻底破坏了，在“拨乱反正”以后“民族”变成了最重要的认同身份。现在人们对自己自治区的认同超过对国家的认同，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一些人心目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的“民族理论”讲“中华民族”吗？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最核心的认同对象的结构和定义都已经改变了，很多问题都是以民族身份来解读。
在1950年代，当时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是相对比较淡薄的，那么我们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今天怎么会发展到如此强烈？我觉得，至少从一个方面来讲，自1950年代开始的民族理论教育、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的宣传，不管是政府编写的“民族理论”教科书，还是在学校教室里的“民族”宣讲，还是制度上的“民族识别”与身份认定，都把56个“民族”这个群体身份高度凸现出来并政治化了，而随后实施的各种民族优惠政策、文革后“拨乱反正”时的“落实民族政策”，这些也都在潜移默化地不断强化中国各族民众内心的“民族”意识，也必然会削弱和淡化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整体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