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基础。现在有相当一批人的“民族”意识超越了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这是一个认同意识上的质的差别。出现这个质的差别，才是目前民族地区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为了纠正和克服一些人头脑里的政治认同偏差，我认为我们应当重新定义“民族”这个核心概念，“民族”和“民族主义”最初起源于西欧，目的是建立以共和制与公民权为基础的新型“民族国家”，英文是nation。现在中国是在两个层面（中华民族、56个民族）同时使用这个词汇，我建议我们可以把“民族”定义在“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这个层面，作为全体国民的整体政治认同，同时把目前的56个“民族”参照西方国家的分类改称“族群”（ethnic groups）。这样两个性质不同的层次就可以清晰起来，淡化56个“民族”的政治色彩。
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3%，也被称为“族群”，不叫做nation或者nationality。黑人和白人的体质特征是非常明显的，而且黑人的失业率按平均计算大约是白人的2倍，平均收入却只有白人三分之二。如果说到祖先血缘，彼此差距极大，如果说经济方面的状况，黑人和白人的差距也非常明显，但是这些年来，美国没有大规模的黑人运动，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主流社会特别是黑人精英知道如何去引导本族民众认识这些差距，为了缩小这些差距，他们引导民众的努力方向应当是什么。
在1960年代的美国，种族矛盾一度非常激化，黑人在114个城市发起暴动，当时黑人精英分为两派。一派是激进的黑豹党，提出如果不让他们建立一个黑人的美国，就要毁灭白人的美国。另外一派是理性派，代表是马丁·路德·金博士，提出黑人要求的不应该是独立也不是要求任何优惠特权，同时坚决反对暴力，黑人要求的只是真正平等的公民待遇，希望过去奴隶的孩子跟奴隶主孩子能够真正平等地生活在一起，这是面对现实的理性追求。这种理性的声音在黑人当中逐渐占据了主导，也获得了大多数白人的理解和支持。在大多数白人民主主义者的支持下，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彻底废除了种族隔离，并且在学校入学和就业方面向黑人倾斜，这些努力汇总在一起，逐步改善了美国的种族关系。虽然黑人和白人在教育和收入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美国有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黑人运动。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美国把种族关系的改善引入了一个理性的轨道，努力引导人们从个体而不是群体的角度来认识自己面对的各种具体问题，这样既可以避免矛盾激化，也为调整关系创造了回旋的空间。
张海洋：主流社会的民族观念发生了改变。那就是后现代转型，改变了旧观念和旧方式。
马戎：过去黑人在美国是奴隶，种族矛盾甚至种族仇恨的根子是很深的。但是经过林肯解放黑奴、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种族关系确实明显改善。2008年，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能够当选美国总统，这是黑人多年以来根本不敢想象的。奥巴马本人是混血儿，父亲不是本土黑人，但奥巴马的妻子是本土黑人。他之所以能以高票当选美国总统决不仅仅是因为黑人支持——黑人最多只有13%的选票——而是有大批白人选民的支持。至少这可以证明，美国主流社会的大多数人现在认为肤色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的政见，只要认同他的政见，就投票支持他，尽管他有黑人血统。
现在美国人在处理人际矛盾时遵循的是法律，尊重的是彼此的公民权，如果大街上一个黑人开车撞了一个白人，他们可以要求警察来处理，可以上法庭打官司解决，因为这只是两个公民之间的问题。而在今天乌鲁木齐的大街上，如果一个汉人撞了一个维吾尔族，周围的人们很快就按照民族分为两个群体，各自支持本族的当事人，而没有人去问问这件事的是非曲直究竟是什么，应当如何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去解决矛盾。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头脑里没有平等的公民权概念，没有需要共同遵守的法律程序，而把“民族”认同放在第一位。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主流社会引导民众建立认同意识的两种模式、两个方向。
张海洋：这说明我们可以用制度设计超越民族界限，但要从主流社会汉人做起，不能从少数民族做起。
马戎：超越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我觉得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思路很好，他追求的梦是一个平等相待的公民之梦。我认为我们要想真正解决民族问题就需要这样一个公民之梦，而不是暴力之梦、民族分裂之梦或者宗教圣战之梦。
张海洋：新疆的制度设计导致现在有拿枪的居民和不拿枪的居民。这是事实上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