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洋：十八大说的四条程序是没有错的。
第一，包括马老师说的检查教科书在内的政策要落实，同时确定宗教场所跟老百姓的家不是维稳的地方，一个人进家或者进寺庙，他就已经不是在社会上了，这个规矩要确定起来。
第二，通过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政治信誉不破产，说过的事总得给人兑现出来，兑现完了以后大家再往前走，现在仍然是打白条的问题，在这个前提下应该把旧账先结了再做新的事。
第三，培养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应该有一些人能够管自己地方的事，还有一些人能够参与中央的决策。
马戎：刚才海洋说到的少数民族干部问题，我也一直在想。作为引领少数民族未来发展方向或者协调民族关系的重要骨干力量，我国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精英应该怎么培养？我觉得少数民族的精英应当被放到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来培养，把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国家精英来培养，而不是放到专门的民族院校并把他们培养成本民族的代表人物。
郝时远：如果少数民族精英在上大学的时候能够选择最好的学校，那么他是怎么选拔出来的？谁来把他选拔出来？
马戎：美国在废除了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后，就允许条件相对较好的黑人孩子进入好的高中，通过若干年的培养，加之在高校招生中实行“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美国的高等学校开始非常明确地增加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比例。比如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常春藤八所大学近几年招收的本科生中黑人学生比例在8.5%～12%，甚至接近黑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美国没有统一高考，中学成绩、教师推荐、个人入学申请书的内容等都是大学录取时参考的材料。这些大学对于录取学生有一个大致的比例，它们的口号并不是要照顾黑人，而是说在多种族的美国，大学必须保持“多样性”。在这些顶尖大学里，黑人学生的成绩提高很快，而且建立了校友网络，这是非常特殊的“社会资本”。如哈佛大学共出了6名美国总统，培养了无数政界、外交、学术界、司法的高级官员和精英，哈佛校友会在美国是最有权势的社会网络，如果大多数优秀的黑人青年有机会进入这样的平台，他们就会在这样的社会网络中成为国家精英，而不会成为黑人群体领袖。当然，没有黑人领袖也就没有黑人运动了。
我仔细听过奥巴马的几次演讲，他的口才确实非常好，哈佛法学院是培养律师和法官的，口才是基本功。奥巴马竞选没有强调黑人利益，强调的是全体美国公民的利益，所以才能获得全国多数人的选票。我们不能把奥巴马看成是美国黑人精英，他是黑皮肤的美国国家精英。我们应该在如何把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成国家精英这个方面想一些办法，特别是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必须加大民族学生的招生比例。北京大学在2005～2010年这6年里只招收了37名藏族本科生，占招生总数的0.19%，很多还是教育部分配的。藏族占中国人口比例为0.47%。而哈佛大学招收黑人学生的比例几乎接近黑人在总人口的比例。这个差距是很明显的。前两年我和北大的一位常务副校长谈话，我曾经问他：“北京大学什么时候能够为中国培养一个藏族或者维吾尔族的总书记？哈佛大学培养出一个奥巴马，为改善美国种族关系立了大功，您作为北大副校长，这个问题您想过没有？”他说，“我没想过”。我说：“你们能不能想一想 ？”
我们的干部制度存在一个问题，现在有许多汉族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任职，但少数民族干部很少到汉族地区任实职，现在有一个蒙古族的吉林省省长，还应该有更多的少数民族干部在中央部门和汉族省份担任实职，这对他们是能力的锻炼，也会促进沿海省份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人才交流，有利于加强地区间的联系。
郝时远：问题是出不来。1990年代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接待了一个美国国会的代表团，他们当时提出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我们民族问题还没有这么突出，他们问你们的民族政策宣传了很长时间，但是为什么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没有本民族的党委书记？我说历史上是有的，比如乌兰夫。另外，彝族人也到西藏工作过，民族政策最终是会落实的。他问我估计多长时间？我说为时不会太远。他又问，“为时不会太远到底”是多长时间？我说要比美国产生黑人总统早。后来证明我错了，美国弄出了一个奥巴马。不过，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种族关系并没有改善，反而呈现了白人种族势力上升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