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共到了延安以后就是不一样，过去我们要建立工农共和国，还在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联邦，主张其它地方都独立，独立以后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完全是苏联的一套。延安时期提出我们的国家要叫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改“工农”为“人民”意指共产党要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仅如此，当时的中共还解决了中华民族的界定问题：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
1950年代，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里也谈到上述问题，一方面强调要吸取苏联民族关系不正常的教训，另一方面也涉及到跟苏联掰了以后的较劲问题，其中既有当时刘少奇、毛泽东的关系问题，又有国际问题，比如匈牙利事件、中苏关系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另辟蹊径，探寻自己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道路，就搞出一个大跃进，把慎重稳定的1950年代工作方针完全改掉了。
大跃进中，国家鼓励全民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并要求回民去养猪，以此实现移风易俗、民族融合。这些东西的后果至今没有得到清算，而且引起的问题相当之多。达赖喇嘛1959年为什么跑？其口实就包括了1958年的大跃进，中央许诺若干年内西藏制度不改，但1958年却开始改了。
这些都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样一条路：国家的政策不会变；执政党领导不会变。只要这两条不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不会变。现在的问题在哪儿？我们应该怎么做？
西方学者研究了很多国家解决民族、种族或者族群问题的模式。以往的模式基本上是不承认策略。以法兰西为代表，它就是一族一国，只有法兰西人而没有科西嘉，它不承认科西嘉群体及其语言的存在。在19世纪，法兰西构建这样一个民族国家模式是相当成功而且影响了很多国家，但20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走向失败。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崩溃和殖民地的互动关系，移民越来越多，1980年代之后法国那套同化政策完全失败了，所以它现在一直面临着科西嘉闹独立的问题，实际上科西嘉的法兰西化程度很深了。
国际社会都是如此，包括苏格兰明年（2014年）也要进行独立的公决，这些成熟的国家仍然存在民族问题，说明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西方国家现在陷入了一种“承认困境”：过去不承认，后来你不得不承认了，在你承认了以后却陷入了困境。
怎么解决这个困境？我觉得有句话说得特别好：现在赛马已经出栏。现在想把对少数人的权利的承诺再收回到你的策略箱子为时已晚，只能去尝试说明这些权利的原则和权益是什么，我们现在制定自治区条例就是为了说明自治权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走这一步，问题就会越积越多。这是我对未来的看法。
培养少数民族精英，维护自身权益
马戎：第一，首先开展系统和深入的学术反思，比如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美国改善种族矛盾的思路和方法，中国历朝历代在边疆地区如何治理，以及20世纪这一百年中国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包括核心概念、制度、政策的设计思路等，最后是建国60多年来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民族问题上的实践。我们首先应该在学术层面上把这些问题都讨论清楚，在讨论中逐步达成一定共识，把今天的大方向确定以后，再进一步讨论政府应该怎么去做，政策如何调整，进度如何控制。我也不主张马上动手调整大的基本制度，但是有关基础理论、核心概念问题的讨论是必须开展的。
第二，现在基层少数民族群众最关心的还是民生、文化、教育、就业、环境等问题，需要组织学者对这些民众最关心的具体专题开展实证性的调查研究，在调查基础上提出对策，切切实实地把这些民众最切身的现实问题解决好，让少数民族广大民众享受到公民应有的平等权利。但是这些权利不该作为一个群体的特殊权利，而是所有中国公民都应享有的权利。其实在汉族地区，这样的工作也是迫在眉睫。
以上这两个方面可以同时推进，这是两个层面的工作，并行不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