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研究报告讲在讨论这个政策时,许多藏族干部不愿接受,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继续上汉文班,他们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自治区人代会规定让藏族孩子必须上藏语班,但是要求举出一个例子,说明自治区一级几大班子藏族领导干部的孩子当中哪一个上了藏语班。其实大家都清楚,事实上一个也没有,为什么这些领导干部自己的子女都去上汉语班,却下文件要求其他藏族家长的孩子必须上藏语班?我认为学习藏文是完全应该的,藏族几千年丰富灿烂的传统文化必须要继承和发展,但是在孩子的学习问题上,应该多给家长一些自主选择权。
参考外国经验需要全面
郝时远:我们在参考国外经验的时候,首先要全面完整地理解它。比如美国开一个超市,你必须按照政策招收特定数量的残疾人、黑人和拉美裔人,包括妇女作为超市人员,只有如此才能得到银行的贷款和政府的支持。所以在美国,甚至五百强的企业都加入它的平权行动,支持政府对黑人、拉美裔群体的优惠政策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上学、就业、贷款等。
美国的确是让很多人向往的地方,一个人跑去美国,尽管英文不怎么样,但是还当了兵、成了美国人。但是也有汉族跑到塔利班去当兵。这些个体的感受不能代表一种趋势。比如中国有13所民族大学,美国却有130多所黑人大学,它们的课程包括黑人政治、黑人运动等,并不是在淡化黑人意识,这类课程在中国都是不可能开的。
美国在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1865年废止了奴隶制,但直到1964年才结束了平等但隔离的种族藩篱,在废除奴隶制以后真正承认黑人是公民。这之后美国的种族关系上趋向良好,但这种趋向是在隔离政策所引发的民权运动之后才出现的,它有一个历史过程。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高度城市化的国家,美国又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它的地方分权跟我们不太一样。美国所有族群——除了印第安人这种类型之外——都是被迫或者主动迁徙到这个地方的,他们脱离了历史民族的母体。就说海外华人,他们脱离了中国的社会母体,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既有母体的一些记忆,又要适应当地社会,还要去生存、认同,所以就被叫成“族群”。如果把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都搞成族群,目的就是为了和中华民族有所区别,这就成文字游戏的东西了。
最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民族的灾难,值得我们去反省,但是文化大革命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确有它特殊的一面,开始时大家关系都很好,后来按政治立场划分成分。但是到了“挖内人党”时,针对的就是族别了,就是蒙古族。
马戎:当时呼和浩特的“内人党”以蒙古族为主,但是据我所知也有汉人“内人党”。
郝时远:“文革”中的这种针对性破坏了族际关系,内蒙古的东三盟、西三旗都被划了出去,大量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也被取消掉了,所以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拨乱反正必然矫枉过正。在拨乱反正之后,民族关系再想恢复到大跃进之前的黄金时代,我们必然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敢说,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是1958年之后的延续,不仅这个债没还清,而且在还的过程中又制造了新的问题。
张海洋:我们国家一直宣称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为“大汉族主义”被抓的基本没有,丢官倒台的也少,少数民族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不到10%,在文革前十七年却有几十万人因为“地方民族主义”被抓。平措汪杰先生的书上这样讲过。
郝时远:按人口比例算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需要历史地解读。
中国共产党受苏联影响是肯定,但是在民族问题上我们不去追溯联邦制的东西,因为一大到三大的民族纲领,很多都是共产国际代表直接起草的,那个时候中国人没那个概念,只有孙中山提过一些联邦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