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洋：这些政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承袭。
马戎：我们当然不能割断历史，在具体工作中也参考了历史上各朝代治理边疆的一些思路和作法，达赖来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时，一些接待工作也参考了清代的仪式。但是新中国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理论、制度建设和政策方法确实是在效仿苏联，我们的民族理论教科书介绍了中国的历史经验吗？通篇还是在讲“马列主义民族理论”。
同时，据我了解，有些苏联专家的确参与了一些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以新疆为例，新疆的民族识别基本上是1930年代盛世才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完成的。解放后，我们对盛世才时期的民族划分只有两个变动，第一个是把北疆的“塔兰奇族”划归进维吾尔族，第二个是把“归化族”改称为俄罗斯族，其余的族称都保持不变。解放后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有些地区也有苏联专家参与。所以我说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民族政策，基本的思路框架受到苏联很大的影响。
张海洋：这点谁都不否认，我只是说它虽然受了苏联影响，但是也有共产党自身理想和原则的高尚。对待少数民族就是要这样高看一眼厚待三分才是“以大事小”之道。
马戎：1950年代、1960年代之所以民族关系比较好，第一个原因是政府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就推行土地改革，把地主、封建领主的土地无偿分给贫苦民众，1959年达赖流亡后西藏就开始“民主革命”，废除农奴制，我们通过纪录片可以看到当时藏族农奴焚烧身契、高利贷债券时欢欣鼓舞的激动场面，在新疆把巴依老爷的土地无偿分给维吾尔族农民，这使这些原来生活在农奴制、封建领主制度下的广大少数民族民众既获得了政治解放，又得到了生产资料。第二个原因是新政府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是“人民的政府”，政府的各项工作都是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解放军和工作组积极给群众治病、救灾，恢复生产，维族民众觉得共产党是胡大派来解救老百姓的，藏族民众称解放军是“菩萨兵”。第三个原因是解放初期共产党干部的优秀政治素质和良好的工作作风，那时的大多数干部都经历过战争年代，有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生活艰苦朴素，工作深入细致，处处照顾群众利益，把当地民众作为服务的对象。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年轻人的学习对象是革命英雄，整个社会风气和今天人们追求物质金钱的潮流是完全不同的。
今天的干部的成长经历完全不同，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历史不可能重现。
张海洋：跟领袖人物的境界和胸襟也有关系。
马戎：那时候周恩来要求50岁以下进藏工作的干部必须学习藏语，进疆的党政干部也都要学习维语。那时部队、工作组都有严格的宗教政策和纪律，不准进入寺院，要求尊重当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1950年代民族关系好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尊重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
“公民之梦”
马戎：1950年代的时候共产党没有多少钱，政府财政很困难，但是当时的民族关系很好，现在政府的钱多了，我们的民族关系反而恶化了。例如上海、山东、广东、深圳4省市对口支援喀什地区的10个县，总金额达到600亿元，这笔钱数额不能算少，但是喀什的民族关系仍然没有改善，不断发生恶性暴力事件。我们现在中央政府在建设、财力、科技等方面的能力和投入的力度很多，为什么这些地区的民众还是与政府有隔阂呢？
我觉得从根本上讲，民族地区深层次的矛盾不是单凭改善经济状况就可以解决的。毫无疑问，我们确实需要发展经济，需要努力提高当地民众的收入，南疆和北疆的平均收入差距确实比较明显。南疆农民人年均收入只有两三千块钱，浙江农民五六千块钱，区域差距是很明显的，这和各地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有关。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地民众就会用“民族差别”来解读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别。当然，如果当地民众的就业和收入情况有大幅度的改善，民族关系会有所缓和，可以避免经济问题与民族认同问题相互叠加起来；如果“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重合在一起，形势就会更加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