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潜力。说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学了汉语才有发展”，这也把北京的能力看得太重了。实际上，边疆的人——只要一个人发他一个护照——都能到国外赚钱，语言也很现成，都能去外面办企业。维吾尔族人其实还特别会做生意，特别是阿图什人，据说比犹太人还厉害。这不也是扩大中国影响力的机会吗？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起源
马戎（北京大学教授）
在文化大革命时，我是北京景山学校的一名中学生，1968年8月报名去插队，作为北京知青到内蒙古牧区。当时北京知识青年插队去边疆地区的人数很多。我插队的地点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沙麦公社，那五年的时间我们在这个纯蒙古族草原牧区当牧民，住蒙古包、骑马放羊，在不同季节逐水草游牧，知识青年努力学习蒙语，努力适应草原游牧生活。当年的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那时的牧民非常欢迎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给我们安排蒙古包、畜群，在生活条件方面给我们安排得很好。当时北京的学校都停课，也没有参加高考上大学的可能，我们这些中学生们都憧憬着上山下乡，希望能够在这个广阔天地中有一番作为，到农村牧区去就是为了接受“再教育”，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们当时也是这样做的。
在插队期间我们必须学蒙语，因为那儿除了大队书记会说几句汉话，整个大队没有什么人会说汉话，所有的日常生活交流、生产活动安排都是使用蒙语，我没有学习蒙文，采用的办法是用汉字标注蒙语口语。牧民们跟知青的关系都很好，也很愿意教我们。
到了1968年底、1969年初的时候，在内蒙古发生了针对“内蒙古革命党”（简称“内人党”）的政治运动，也叫做“挖肃”运动，当时滕海清是内蒙古的军管会主任，不久这个政治运动从城市扩大到草原牧区。我所在的沙麦公社也来了军管会，传达说根据上面的材料认为我们大队有人被怀疑是“内人党”，开列了几个人的名字，要求监管起来。怎么办？我们大队有52名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在这件事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亲眼见过北京“文革”初期斗“走资派”的过程，我们的头脑清醒了一点，觉得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当时我们大队的知识青年分裂为两派，曾有十分激烈的争论，也许正因为部分知青的抵制，在我们大队没有发生过激的行为。在“挖肃”正式宣布平反之后，知青的两派和解了，而且知青和牧民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出现大问题，很快恢复到“挖肃”前的良好关系。我是1973年离开的，到1970年代后期所有知青都陆续返回北京，但是一直到今天，知青和大队牧民还保持联系，关系很好。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无意中构建起草原蒙古族社区与北京之间的感情纽带，以知青为主组织的“草原恋”歌唱团实际上寄托着一代北京知青对那片草原和牧民们的无尽眷恋。我们大队的知青每隔一两年就串联几个人一起回大队去看看当年的牧民朋友，有的还带着自己的孩子，我也去了多次，我最后一次去是2003年，临走时牧民送我一件新的蒙古袍。我们大队的牧民汉语不太好，现在牧民们到北京来看病，联系医院、找大夫，都是我们知青在帮忙。当年插队的时候，我们向牧民孩子学说蒙语，他们向知青学说汉语，大家在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彼此互助。我们从北京带了理发推子，所以大队的牧民要理发都来找各蒙古包的知青，做了好吃的饭就相互送一些，有的蒙古老人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关心，感情就像一家人。所以，我所认识和理解的民族关系，是在这五年草原生活中和这些纯朴善良的蒙古族牧民们的朝夕相处中体验出来的。
我原来不是专门研究民族问题的，在美国学习期间我的主修是人口学，当时博士论文选定的题目是人口迁移。在考虑具体调查地点时，由于我对内蒙古有插队情结，我选择了内蒙古作为调查地点。我除了在北京居住的时间最长之外，其次就是在内蒙古生活了九年，后来在美国学习和访问先后居住了七年，内蒙古可以算作我的第二故乡。1985年我到内蒙赤峰地区农村开展人口迁移的户访调查，那时基层的民族关系很好，没什么矛盾。1985年我在赤峰调查过的那些村子，1989年、1995年和2005年我又多次回访和开展追踪调查，见到当地的各族村民依然觉得很亲切。我个人的感觉是，在农村牧区的基层社区不应该存在什么“民族”矛盾的，人们之间的相处，看的是对方这个“人”，而不是他的“民族成分”。
1987年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大学任教，这一年夏天我去西藏开展社会调查，在拉萨我感到当地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这年春天，八角街派出所被骚乱人群纵火烧毁。
那时候我在拉萨老城区各居委会进行户访调查，了解当地居民的就业、收入和居住条件等情况，和老城区4个街道办事处的街道干部进行座谈，他们都是本地藏族，我有一个藏族助手帮我翻译，他们也能说一些汉语。当时，这些基层藏族干部向我们诉说最多的、他们表示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在其它地方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主要是平反冤假错案，在拉萨是什么情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