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最近写了一本讲“公天下”的书。我总结西周设计了一个图、做了一个模型，大清朝根据这个图建成了建筑。结果就是蒙古有蒙旗制度，新疆有政教分离，西藏的政教合一，南方有土司，这些都跟内地是不一样。内地的人从秦始皇开始就崇尚现代化和全球化，崇拜世俗权威，而边疆的人对世俗权力也不像我们那么上瘾，他对下辈子的事有更多的考虑。我们用东部唯物的理念看，它就比较难治理。要说苏联影响，我想更多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这个理想其实是很高尚也很积极的，至少比国民党的民族国家要高尚，所以才更能赢得人心。但中国毕竟有两三千年的经验，结合传统制度，就弄出了一套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传统跟共产主义平等理念的结合。
这么好的制度政策为什么执行不下去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央和地方是有一个博弈的，虽然部委希望直接把权力管到老百姓的家里，何况国家的集权能力一直就比较强，地方跟它博弈是有点儿博不过。第二是党的领导力、执行力有些弱化。党的领导人在理念上也有变化、不够坚定不移地往前走，有点像荣剑说的实用主义。好用的时候就用一下，用成了又想别的事去了。大体上说：1949～1954年是对1911年以来民国激进政策的拨乱反正；1979～1984年是对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1977年期间左倾政策的拨乱反正。眼前中国进入2009～2014年，按照周期律又应该是新一轮拨乱反正的时候。放在辛亥革命百年周期里看，这是一次30年小循环、60年中循环和百年大循环的叠加，因此它要求更强的制度建设。
至于怎样建设，我们把文献追回去，大概也就知道这儿的思路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共十八大的相关内容——郝时远老师所说——没有什么太新的东西，它跟十三大赵紫阳报告的内容是非常像的，从赵紫阳那儿往前追，又跟胡耀邦的提法差不多。但十四大到十七大对民族问题来说就是空白。一旦上面没了主意，下面的主意就大了，就放开手大干西部开发了。以前的藏区江河没有人敢去动，现在就没有水电公司不敢修坝的地方了。还有资源开发，比如蒙古草原上的矿，现在企业的胆子也都非常大，地方政府有点引狼入室，摆出的是狼跟狗勾结吃羊的架势。如果还往前追，跳过十大、九大回到刘少奇1956年的八大报告，民族这块内容就讲得最深刻，大段地批判大汉族主义，那境界令当代人望尘莫及。
以三十年为一循环，头五年好，后二十五年坏，坏到一定程度上还得好一次，这就是民族领域的周期循环律。现在十八大的三十年周期跟辛亥革命的百年周期叠加在一起，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深入的制度建设和拨乱反正。刚才郝时远老师提到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条是“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全面正确的贯彻落实得有措施，我觉得措施就是大检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对民族政策落实情况的大检查，大检查就有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冤假错案也是很大的问题，以前的监狱都是关坏人的，现在是关穷人和少数民族。过去一段时间里，由于政策没有执行好，把国家性质给弄变质了。我觉得干了这么两个事，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然后再讨论什么大赦。
第二条是“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这也很重要。它要求把民族知识、民族语言、宗教、中国文化多样性在中央党校、中央团校、国家行政学院、内地的精英大学里推广，不要老是让少数民族学，少数民族已经学得太多了。一个弱势群体学这么多理想有什么用？应该在那些有权力的人里普及，哪儿有钱、哪儿能出干部就在哪儿推广，让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第三条是“民族区域自治”，我觉得民族区域自治是百年的设计、六十年的施工，最后做成了一个烂尾楼。这次无论如何应该封顶完工了，没完工就会有很多不平。至于说完工了是不是就能保证不会出事？不一定，做完了可能还会有别的问题。什么事都是相生相克的，比如说苏联的解体，我觉得它跟马来西亚把新加坡踢出去性质差不多，它想当主流民族，怕其它民族的人越来越多、选票越来越多，这个权力就控制不住了，就把其它民族集中的地方给切出去，连人带地方扫地出门，一下子俄罗斯人的人口比例又恢复到了70%。弄完了还是联邦制，也没有走别的制度。
但是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我们确实有那么一团主流社会，互相之间不会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同时民族区域自治如果制度设计得好，可以让国家越做越大。目前的民族国家多以新加坡为榜样，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学新加坡呢？新加坡那么小。但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我们国家维吾尔族的能力，把周围的小斯坦给管起来都不是很难的事；讲汉语的孙中山、江泽民肯定管不了，但是维吾尔族人有办法，能管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