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座谈会的十几个街道办事处的干部跟我们讲，达赖集团那些人过去是农奴主和贵族，一个干部讲述达赖这些贵族过去是怎么压迫、剥削他们，他的一个姐姐就是被农奴主卖掉的，再也没找到。共产党来了，他们就全心全意跟着共产党，尽管那时候农奴主禁止农奴参加解放军组织的学习活动，他们还是偷偷去参加。1959年达赖集团叛乱的时候，他们坚决支持解放军。“民主改革”解放农奴，他们才真正翻了身，分到房子，有了工作。但是“拨乱反正”之后，他看到共产党把有些农奴主又请回来了，还给他们安排政协、人大、政府的职位，动员他们回来定居。这些贵族回来以后神气得很，耀武扬威。为什么共产党的政策又变了？这些街道干部对此很不理解。当时老城区有许多贵族的房子，1959年这些贵族跟着达赖去了印度之后，新政府就把这些流亡贵族的房子无偿分给了原来的奴仆和农奴。现在，为了给这些贵族“落实政策”，政府要求街道干部动员居住在这些房子里的居民们搬出来。他们说：“我们怎么去做这种工作？”“共产党的天怎么变成这样了？”那些当年叛逃的农奴主回来以后神气极了，要求政府对他原来的房产和当年没能带走的金银细软给予赔偿。政府也确实在清理核实当年对叛逃贵族产物进行没收、分配的情况，然后以现金方式给予赔偿。
1989年西藏自治区出版了第一本《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后来改名为《西藏统计年鉴》，《年鉴》中“西藏自治区银行现金支出情况”表中有一项叫“国家对个人其他支出”，是除了当时的工资、奖金之外支付给个人的“其他支出”，1994年这一项的金额达到3.1亿元。我在其他自治区的统计年鉴里都找不到这一项，其它省市自治区都没有这一项，这就是支付给回国贵族的“补偿金”。这些藏族干部给我讲了一件事，有个回来的贵族，政府给他支付了上千万元的补偿。过了一个月，他又来找政府，说我上次给你们的清单里忘记写一条项链，值100万元，结果政府又给他补偿了100万元。对于这种作法，这些藏族干部表示无法理解。联络和团结境外流亡的藏族人员，希望他们回归参加国家的建设事业，消解境外达赖集团的影响力，这无疑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有些做法在客观上伤害了那些农奴出身、长期铁了心跟共产党走的藏族干部和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这样的政策就会带来长远的严重后果。
我们在西藏所到的各个地方，藏族基层干部都感到共产党的政策变了，有些当地人嘲笑这些干部，说他们跟共产党跟错了。有个村里的藏族女积极分子，过去跟着政府参加“土改”，“文革”时期也跟着去拆寺庙。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拨钱对寺庙重新修建，风向变了，有些信教民众就嘲讽和疏远这位女积极分子，她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现在变得特别虔诚，给寺庙捐献很多钱，还经常去无偿为寺庙劳动“赎罪”。这些藏族干部向我们讲述这些事时，他们讲的不是汉族和藏族之间的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阶级问题，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阶级政策变了，过去爱农奴，现在爱贵族，阶级立场变了。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也变了，1950年代宣传宗教是迷信，那些活佛是些骗子和剥削者，“破四旧”时鼓励拆庙，而现在活佛成了香饽饽，成为政府的上宾，说这是尊重宗教，反而把这些在解放军进藏时积极支持解放军、1959年支持政府平叛的藏族积极分子冷落在一边，这使他们在民众眼里成了笑柄。这些出身农奴家庭的藏族基层干部向我们抱怨、倾诉时的无奈表情，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即使那年拉萨发生了街头骚乱，我在这些交谈中也没有感觉到这些矛盾的本质是民族问题。
1997年我到新疆去调查，当时已经出了1990年的巴仁乡事件。我在南疆喀什调查的时候，地委统战部长是一个当年16岁跟随王震大军进疆的汉族干部，他在喀什地区当过十几年公社书记，维语非常好，还自学阿拉伯语，那时有个维族小伙子给他赶辆驴车，他背着水壶到各村去安排生产、处理问题，是个艰苦朴素、全心为群众办实事的干部。后来中央政策要求新疆全区从公社一级撤出全部汉族干部，他才离开那个公社。他调走的时候，当地维族群众非常依依不舍。1980～1990年期间，南疆4地州外流干部9817人，其中93.3%是汉族干部。等到1990年代各地不断发生恶性事件，基层信息不通，政府又决定再次向乡镇一级派驻汉族干部，但是此时派来的年轻汉族干部的政治素质、维语能力、工作作风远远赶不上前几年撤出的老一代汉族干部，出现无法弥补的断层。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这位统战部长带着我去了喀什的4个县。在叶城时，他和县委统战部长（回族）陪我去当地的清真寺。清真寺门前的一条街是卖各种东西的市场，当时我站在一个挂满各式小刀的架子前面，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从我前面走过，碰到了挂刀的架子，架子开始摇晃，摊主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原来他是脸朝着另一个方向的，大概感到架子晃动赶快扶住了架子，随即挥着拳头对我用维语大喊大叫，那个碰了架子的女孩就站在两步外看着我们，她知道是自己碰的，但一句话都不说。在这个陌生男孩的眼里，我看到的是仇恨，在围观者的目光中我也看不到一点善意。旁边的县统战部长二话不说，赶快把我拉走。素不相识，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作为异国人在美国生活了几年，从来也没有遇到这样的场景。
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县，汽车没有开进县政府院子，而是开到城区一个镇办公室，在那里开会时，好像会场上没有维吾尔族出席。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如何使当地维族负责干部对近期发生的几起暴力恐怖事件给予公开谴责。1996年5月喀什艾提尕清真寺主持阿荣汗·阿吉大毛拉被暴徒用刀砍成重伤，1997年上半年新疆各地有42名各族干部群众被暴徒杀害，但是这个县的维族县长就是不愿意公开对这些事件表态，最后以开除党籍和公职逼着他做了一个讲话录音，这次会上决定要一天12小时把这个录音在县城里用大喇叭播放。我当时想，这位县长也是我党的负责干部，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顾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