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集体土地的农民不是各地发展的直接受益者，乃至成为大规模征地拆迁的受害者
【链接】一个农民的追问：农村的地可以更值钱吗
尽管只读过五年小学，但说起与土地相关的历史词汇，杨建国就像对种了半辈子的庄稼那样熟悉。
“土改”，杨建国对它最初的认识源于父辈的讲述。上世纪50年代初，“斗地主分田地”，在这个位于隆回县荷乡桥镇山脚下的村子里，父母、尚未记事的杨建国和刚出生的弟弟，共分得4亩地。
“自留地”是1955年前后的事情。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杨建国说，分了没几年的地又归了集体，每户只留下两三分地，种些红薯、土豆充饥。1958年，搞人民公社，杨家的自留地也被收走了。
三年困难时期快结束时，中央反省农村土地政策，杨建国记得，“自留地”又回来了。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自留地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文革”结束后，杨建国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随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农民“冒死”按下红手印，为日后改变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埋下了一颗种子。杨建国夫妻和父母、两个孩子，共分得6亩地。
当时身为村长的他跑去乡政府问，“两个老的过世了，地怎么办？我的崽生了崽，又怎么办？”但没人知道怎么办。所谓“家庭承包为主、集体统一经营”，集体怎么统？决策者们也没能形成一致意见。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杨建国得到了确切答案，“老的死了，孙子生了，你家还是6亩地。”这一政策被称为“生不增、死不减”。
随着城市化进入高潮期，新一轮土改来临，它将农村土地变为城市土地，这期间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合理分配农村土地入“城”所产生的巨额利益？
杨建国对这一轮土改亦有感受。修公路，建工厂，盖商品房，钢筋水泥开始侵占到杨建国和他的乡亲们身边。对于赖以生存的土地，乡亲们会不时在一起说上两句：“我的地没一百万就是不卖，不行吗？”“国家要发展，你抵得过么？”
像很多村干部一样，杨建国有看《新闻联播》的习惯。“十八届三中全会”，他指着电视问，“土地政策要变么？农村的地可以更值钱点吗？”尽管全会公报没有明确回答杨建国的疑问，然而，“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这些说法让他隐约觉得，有戏。（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