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以集体土地换取社会保障
既然市民的社会保障不以房屋、存款来换取，为什么让农民以土地和财产来换取呢？各地因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频繁，显示旧有以土地换社保模式已不可持续。调整利益分配格局，让农民充分享有集体土地收益势在必行。仅有少数孤例在农民自主型城市化道路上闯开了生路，更多的地方官坐享着任期内的土地红利，某地新官上任后，甚至抱怨前任卖光了土地。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对于农村集体土地问题着墨较多，同地同权、征收房产税业已提上议事日程。虽有公论，操作的细节仍十分繁复，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顶层设计和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相关细则。要使农民获得相应收益，其前提条件是，地方政府从扭曲性的“土地预算外财政”向以财产税和土地增值税为主体的“土地预算内财政”过渡，形成长期而稳定的地方财政融资模式。
破除学历越高收入越低陷阱
弥合城乡二元结构差异的鸿沟，劳动力要素不可或缺。在重视教育的中国，“知识改变命运”曾经改变了无数农村寒门学子的命运。然而，近年来，“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又有泛滥之势。
拐点出现在城市的“民工荒”。本世纪伊始，用工紧张状况在沿海部分发达地区蔓延，工矿企业频繁遭遇用工荒。近年来，这种趋势一次较一次紧张，企业纷纷放低身段吸引工人，低端劳动力短缺已成为中国经济常态。相应地，非农行业劳动力工资大涨。
几乎与此交替演进的是，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大学连年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从每年不足百万急速增长到2013年的699万人，“史上最难大学生就业季”不期而至。高校扩招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由此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原来的一个岗位，现在有几个人来竞争，短时间内造成毕业生就业紧张的问题，薪酬预期一降再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