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农村，村庄富人与其村干部的身份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长期担任村庄主要干部的人，虽然在税费改革之后权力大为削减，但他们较一般村民仍然有更多的致富机会。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中西部地区有一定的地理资源或经济优势的农村，特别是城郊、城乡结合部或有矿产资源的村庄。
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业村庄，村干部仍然有较多的致富机会。湖北黄冈柏村是典型的农业村庄，党支部书记郑某担任村干部20余年，同时还有一个副业，就是利用农用拖拉机在本地搞运输。在近10年的建房热中，柏村很多农户请郑书记为其运送建筑材料。村民反映，郑书记收取的运费一般要比同行高出20元左右，每车的运载量也比正常的偏少，但没有人当面向其提出这个问题。郑书记在村中还经营两个鱼塘，主要是给县里面的一些有钱有地位的人垂钓。他不仅有一辆小轿车，还建成一座四层楼房。
村里有一人在本县担任领导职务，2006年为柏村争取了农村卫生清洁项目，打算在柏村修建五座公共厕所，每座预算5000元，由村里操作落实。但实际情况是，柏村将原有的五个厕所进行了一次翻新，即宣告项目完成。为此柏村也有了一个笑话：“柏村的厕所真贵，5000元一个”，村民们普遍怀疑村干部捞了油水。
借助村干部的身份及这个身份之下的隐性好处，村庄富人在自己的生意中更加行动自如。
公共事务旁观者
贵州一个苗寨，从2008年开始进行民族旅游开发。随着旅游开发的推进，村干部成了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
由于经济条件整体较差、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贵州这些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资金主要靠各级政府拨付，包括一些支持项目的经费。村干部是少数与上级政府有沟通交流机会的人，能先一步获悉地方发展政策、扶持信息和经费等，西江的村干部就是第一批农家乐扶持户，由于外面熟人多，领导下乡也首选村干部家，村干部家的农家乐在前期获得了更多的接待机会。从2008年开始，苗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扶持资金，旅游收入一跃成为本县第一名，村干部也随着开发富裕起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了很多村民的不满，抱怨“村干部跟我们不是一条心”。
黄冈柏村和贵州苗寨的村干部依靠自己的身份，在村庄发展中能较早的获得信息，并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是依靠村干部身份致富的人，却对村庄公共事务没有太多的贡献，可以说是公共事务的旁观者。
村干部、村庄富人、农民三者之间，看似没有太大联系，实际是通过村庄这个平台发生着关系。农民如今在经济上更加独立，农民生活也更加个体化，因而极少关注村干部和公用事业。村干部则在农民的“忽视”下，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机会，帮助自己获得利益，进而成为村庄的富人。村庄的发展机会被少数人利用，村庄的发展资源逐渐转化成了个人的发展资源。
如今，很多基层干部认为农民不好管，而且随着上访这一博弈渠道的拓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上访者，让基层干部头疼不已。面对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农民的素质不高，或者说他们“贪婪”，根源在于农村治理制度。
一方面，定位于基层自治单位的农村，并没有真正成为自治单位，导致很多农村内部问题不能通过内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而时常扩展到村庄之外；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各项农村政策的变革，逐渐削弱了村庄干部的治村能力和基础，导致村干部声望衰落。干群关系在这两个大的变化形势中，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晴雨表。
干群关系从过去的“紧张”，到现在的“冷漠”，下一步将走向何处呢？
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分别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政府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