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陈佩斯总结：“尽管我扮演的都是小人物，但从来没有在道德伦理上犯过错。这让我能一路走到今天。”细数下来，陈佩斯一直在诠释一个角色：陈小二。他，是一个时刻生活在人物中的喜剧天才。

　　舞台上的陈小二，一出场就是笑声；舞台下的陈佩斯，悲苦自知。1980年代，他成长于中国的喜剧荒漠；1990年代，受困于体制，又败给资本；新世纪，投身话剧，在尚未完善商业模式时受到了速食文化的冲击，孤掌难鸣。

　　遗憾的是，喜剧是一门此时此刻的艺术。通俗点说，十年前的笑点放到当下，就不可笑了。所以，陈佩斯对中国喜剧的诚意、创意再也无法得到公正的认知。

　　陈佩斯非常喜欢卓别林在《舞台生涯》中的最后一个镜头，他说这让他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喜剧：一个伟大的日子，卓别林在舞台上完成了自己追求一生的事业，最后跳进一面大鼓。以痛苦换来了观众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喧嚣与寂寞

　　每当想到陈佩斯，史航就会想起《茶馆》里的常四爷。因为“这两个人很像，都是挣有数的钱，过有底线的生活”。

　　曾在1990年代和陈佩斯合作拍摄《临时爸爸》、《编外丈夫》的导演陈国星最近一次见他，是在中国电影的一个庆祝盛会上，陈佩斯以陈强儿子的身份随父出席。陈国星说：“佩斯啊，回来拍电影吧，别排话剧了。”陈佩斯摸着光头“嘿嘿”一笑，没说什么，陈国星看到他的眼中明显闪过“一丝酸楚”。

　　2011年，陈佩斯离开春晚舞台13年，远离电影圈已14年之久。沉寂十年，陈佩斯只专心做一件事情：做话剧。

　　2010年年初，在做客北京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光荣绽放》时，主持人田歌问：“排话剧苦不苦？”陈佩斯说：“就是一天天的熬，一天天的过的，跟普通人一样。”田歌说：“怎么会那么惨啊？”

　　被电影伤透心

　　陈佩斯从著名笑星转变为老板，是1993年。那年，他注册成立了大道影业公司，专门“围绕自己”打造喜剧生产链。

　　大道影业公司成立之初， 恰好赶上关于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3号文件出台。中影公司不再统购统销国产影片。像其他大制片厂一样，大道这样的民营小公司要自己开始跑发行。

　　陈佩斯制作的《临时爸爸》参与了中国电影统销统购的最后一次看片会；到第二部电影《编外丈夫》时，他拎着片筒到处磕头。他回忆说：“原来中影公司的统购统销变成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分销。一个爷爷就变成了30个爷爷。”

　　1994年岁末，国家广电总局决定每年进口十部海外影片。这一举措给国产电影带来了极大冲击。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影视公司终止了电影业务。1995年，陈佩斯筹备电影《太后吉祥》前，专门针对市场展开了一系列策划会。在《太后吉祥》的电影策划书上，他打了“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的旗号，比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早了三年。

　　投资400万元的《太后吉祥》最终收回了成本。在大道影业公司的电影成绩单上几乎没有亏损的电影。《临时爸爸》投资83万元， 《编外丈夫》投资120万元， 《孝子贤孙伺候着》投资150万元。据公司统计，四部电影平均利润达30%。大道影业公司从最初的注册资金100万元资本积累超过400万元。

　　但陈佩斯还是“败走麦城”。当年，电影院线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明明电影反响很好，但影院的回馈是上座率不高。情急下，陈佩斯曾派出5队人马去河北监票，发现有的地方播映7场只报3场，有的地方100%到80%的上座率，只报40%。陈佩斯计算过，《太后吉祥》投资400万，正常情况下，票房能达到1300万，绝对不仅是30%的利润。

　　这是陈佩斯精神最崩溃的一段时期：每一部电影赚的钱刚刚够下一部电影的前期，他身心俱疲。导演陈国星曾接到陈佩斯一个电话，电话中，陈佩斯说：“一部电影拷贝卖1000块，交给电影院后，就收不回来钱了。我下去监票，一场明明100个观众，竟然告诉我只有10个观众。”在爆了粗口后，陈愤然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