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荒漠中的二子

　　1985年，陈佩斯彻底把稀稀落落的头发剃光了。那年，他拍了电影《二子开店》。

　　从《夕照街》的“二子”算起，自1980年代，陈佩斯和父亲陈强陆续合作拍摄了《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傻帽经理》等一系列以“二子”为主角的系列电影。宋丹丹、冯远征等演员也正是借助陈佩斯的喜剧逐渐家喻户晓。

　　在“二子系列”第一部作品《父与子》中：父与子，固执与滑头，传统与现代，形成强有力的矛盾和笑点。大屏幕中，陈佩斯找到了自己的黄金搭档：父亲陈强。这个演活了黄世仁、南霸天的“反派”老人，不经意在晚年和儿子的合作中又焕发了光彩。

　　整个1980年代的电影制作完全按照计划经济的生产模式。由电影厂找剧本，完成剧本的创作，再由厂领导规定导演摄制组。《父与子》逆向而行，陈佩斯自己请编剧，请导演，拉投资拍摄。电影做到一半时，电影局发话：电影必须挂靠电影厂才可以拍，看到陈强是老同事的份上，先不追究责任。

　　1982年，陈佩斯坐着火车拿剧本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当时的厂长吴天明没有见他，一个副厂长看过剧本后说：“我们以拍艺术电影为主，这类电影不做。”于是，辗转拿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也不拍。

　　陈佩斯又找到深圳影音公司，公司勉强同意参与拍摄。但在拍摄过程中，对方希望按照悲剧情节修改，陈佩斯不同意，拍了一半公司退出。最后，陈强到电影局拍了桌子，由电影局出面，中影公司统一收购，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

　　第二部父子系列《二子开店》也是挂靠了电影厂，然后陈佩斯自己找摄制组，拉投资，独立制片，福建一个公司投资。

　　长春电影制片厂曾想拍过一部电影叫《嘿，哥们儿》。剧本本来是为陈佩斯父子设计的。请北影厂的彭鸣燕当编剧。彭写完剧本后交给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认为“主角一定要是正面的人物，必须高大全”，于是又改了一遍剧本交给导演。导演看过，再修改一遍。最后的结果是陈佩斯父子演不演这片子都无所谓了。

　　陈佩斯曾说：“电影制片厂对我的喜剧不屑一顾，根本不想拍这类电影。他们重视拿国家奖项，比如‘百花’‘金鸡’。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电影厂对喜剧的认知问题，再有就是体制问题，有时想拍喜剧，但等它要真正做喜剧时，所找的人都缺乏喜剧实践。就是那些没拍过喜剧电影，或者没写过喜剧剧本的人坐在一起，凑一个大家当时的哈哈一乐。拍出的片子到市场就是失败。”

　　凭借二子形象和春晚小品，陈佩斯成为了八十年代最受百姓欢迎的明星之一。一次，陈佩斯去湖北拍戏，天气炎热，正在乘凉的他从阳台上望去，家家户户的电视都在播一部他主演的电影，每到可乐的地方，笑声几乎从每一个窗口散发出来。

　　那时，他觉得，拍喜剧是有意义的。

　　小人物的春天

　　尽管已拥有了相当数量的粉丝，但财富和陈佩斯无关。1986年，他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转业，先分配到宣武区文化馆，后又安排去了河北梆子剧团。他感慨：“一个男人三十多岁，也算名满天下，但身无片瓦。”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他级别低，“人事不通”，走时，没分到房子，和父亲挤在一起过。

　　1989年，陈佩斯在昌平农村看中一处废弃大队部，承包下来，搭砖盖房。当年，在连接昌平和市区的那条国道上，常看到一个光头开着一辆面包车往返穿梭。有时，陈佩斯会停下车，和打招呼的沿途交警抽根烟，比肩而坐，聊聊家常。

　　困惑时，陈佩斯想到最坏的结局：去离家不远的十三陵摆摊篆刻，一个字100块钱。“一个男人一定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能力。不靠体制，也能养活自己，这才是一个男人。”陈佩斯说，“我三十岁就知天命了， ‘名’和‘过什么样’的生活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日子我觉得舒服就行，不会为‘名’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