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在准备预订于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过程中，邓小平1987年2月6日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又一次谈到了计划和市场问题。他不无针对性地指出：“为什么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他还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根据邓小平的这一谈话，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也完全突破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各分一块的老框架，而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按照龚育之对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评价，它“离确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
十三大以后，经济理论研究相当活跃。有些同志建议直截了当地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使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但也有一些人持相反的意见。对重大理论问题持有不同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而且应当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能强求一律，问题是有些人总喜欢“上纲上线”，动辄把事情往政治路线上联系。在1988和1989年出现新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以后，一些坚持计划经济的人又利用这种形势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变相地恢复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
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大论战
国民经济在不健全的经济体制下高速增长，再次引发了通货膨胀和经济秩序混乱。针对这些问题，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治理整顿：(1)紧缩货币供给；(2)清理在建项目，控制投资规模，加强对投资的引导和监督；(3)坚决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4)借助行政命令，加强物价调控，整顿流通秩序。经过10个月左右的努力，到1989年6月，治理整顿的部分目标已经实现。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得到了控制，物价下降，经济增长回落。接着就出现了市场疲软和工业滑坡。经济再一次出现一管就死的问题说明，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构建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探索并越来越明确的新的经济体制。
但是，在1989年的“六四”风波以后，国内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思潮抬头；国际上对中国的制裁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动荡与海湾战争，也增加了我们的困难。然而新的中央领导根据邓小平确定的方针，沉着应付，稳定了国内局势，继续对经济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
在计划经济的思想回潮中，有些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政策进行批判。他们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提出这是一个姓“社”姓“资”的问题。他们运用类似80年代初期批判“商品经济论”时的论据和语言，断定“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而“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进而断言“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于是，“市场化”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这种针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批判，不能不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混乱，使他们无所适从。这样，就造成了19891991年三年经济增长乏力，使我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