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未能取得成功和极“左”的政策愈演愈烈，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百业萧索，民生凋敝，全国城乡失业人员超过2000万，国民经济濒临破产。
“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灾难，使人们重新思考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问题。于是，不少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如何估价市场力量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
第一次正式重提这个问题，是在1978年7～9月间讨论怎样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在“四人帮”覆灭以后，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已经平反的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曾长期担任经济工作领导人的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同陈云商讨以后，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主张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一点市场经济作补充。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脑海中也开始孕育市场经济的思想。他在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中，就有“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这一条。显然，这里已经孕育了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一年以后，当邓小平在1979年11月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更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扩大市场作用的想法，主要体现在安徽和四川这两个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影响较大的省份的以下两项举措中：(1)顺应农民的要求，实行“包产到户”；(2)在国有工商业中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这两类改革为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打开了大门。这两项改革试验在恢复被“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经济上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得到许多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赞成，但是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两个凡是”的思想，改革并没有成为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路线。
不仅如此，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也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份文件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虽然这个《初步意见》得到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赞扬，并在1980年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但是党内意见并未达成一致，也没有形成正式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