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84：“体制外”改革的全面铺开
1981～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形势出现了相当奇特的格局。这就是一方面出现了较之1979～1980年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远为保守，主张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思想回潮；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却以农村包干到户改革为契机，取得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新突破。
1980年晚些时候，由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的某些副作用和“洋跃进”的后遗症没有得到克服，出现了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上升和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有些人就把它们归因于在改革中过分强调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他们并以此为根据，发动了一场对商品经济论的批判。
1982年8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有一位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理论家组织并批发了参加起草工作的五位同志给他的一封信，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等意见，都是“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错误观点”。信中提出，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这种批评的结果，使十二大政治报告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没有能取得进展。
在这份文件的指导下，1982～1983年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问题上强调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错误观点”。后来红旗出版社编辑部把部分文章编辑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一书出版。按照该书编者在《前言》中的说法，“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放弃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坏”，“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坚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据此，《前言》声称，对于诸如“认为计划调节只管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即各个企业的活动应由市场调节”，“认为市场经济比起计划经济要优越得多”这类“否定、怀疑或者至少会导致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不能“漠然置之”。
这时，不同的意见不再能自由发表。薛暮桥因为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而不得不在他自己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违心地作检讨。经济学家刘国光也因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出“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而受到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十二大政治报告重申“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原则，说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连《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在1983年出版时，也将《目前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直到1994年出版新版时才改回原样，并在注释中作了说明。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批评，一直延续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