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了超越“双轨制”，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为什么不过两年多时间，就能有这么大的突破呢？看来，其原因一是改革的实践起了作用，二是理论界的努力，三是邓小平等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积极推动了理论观念的更新。
在1981～1984年期间，由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受到压制，国有部门改革的方向变得不确定起来。虽然非国有部门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非国有部门发展和对外开放激发出来的经济活力，使我国经济日趋繁荣；但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的国有企业却未摆脱素质不高、效率低下的状态。因而在1983年末到1984年初，经济领导部门专门研究了“怎样改善国有企业素质的问题”。根据这一研究的结果，198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权十条”)。当时参加这项研究的许多人都认识到，要落实“扩权十条”，不仅是企业内部的问题，而且要求整个经济体制作相应的改变。于是，政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开始酝酿要在预定于198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恢复名誉。与此同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向市场经济转变是历史的必然。具体说来：第一，日益壮大的城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求取消双轨制和建立统一的市场制度，这意味着对它的价格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第二，从1984年初开始的第二次对外开放浪潮，要求国内经济作进一步的改革。第三，国有企业在指令性计划束缚之下严重缺乏活力的状况，也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进行国民经济总体性的市场取向改革。
在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和不少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虽然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它毕竟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为中国的改革规定了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理论上的突破和思想上的解放，给经济改革和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正如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说的，“19841988年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801984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多的年份也不过35亿元；19841987年，每年平均增长已在137亿元以上，增长水平比前一时期提高两倍多。在农村，继种植业80年代初的恢复性增长之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而使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由1980年的不足200元增加到1987年的462.55元。在城市，由于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职工收入也有了很快的提高。19801983年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28元；19841987年，每年平均增长都在150元左右。即使扣除物价因素，后四年的平均增长率也是前几年平均增长率的3倍半。
在1984年以后的几年中，决策层和理论界在实际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基本上是按照《决定》的思路继续拓展的。例如，《决定》把市场大体限制在商品市场的范围内，把要素市场排除在外，而1985年9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的问题，强调发展商品、资金、劳务(即劳动力)、技术四大市场，这就使我们对于“商品经济”的理解更加接近于由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科学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