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学者研究了1989年9月以来以色列对哈马斯的严厉打击策略。加拿大约克大学的马克 穆罕纳德 阿亚什称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略是其对巴勒斯坦人战略的一部分，主权权力是以色列对哈马斯进行严厉打击的基本依据，称以色列对哈马斯运用了“震惊和敬畏”策略。约纳珊 斯昌泽分析了阿克萨起义爆发后以色列设计的削弱哈马斯的三个策略：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建造隔离墙，从加沙单方面撤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阿姆农 阿兰以遏制理论分析了2006—2011年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政策，认为以色列对哈马斯的遏制经历了有限遏制到全面遏制两个阶段。英国伦敦大学的阿米尔 巴拉姆研究了2008年底2009年初巴以冲突中以色列的军事战略及影响，称以色列此次行动中没有清晰的战略目标，以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军队的战略“驴引领着狮子”来形容以色列的战略。
对哈马斯对以色列政治的影响，也有学者作了探讨。如对流行的哈马斯自杀性袭击导致佩雷斯在1996年大选败北这一观点。杰罗恩 光宁认为，佩雷斯大选败北的主要原因是占以色列选民2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抵制，已在哈马斯掌控之外。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拉利 尼鲁斯则从宗教与地缘政治角度比较了哈马斯与以色列极右翼组织卡奇的原教旨主义，称二者均宣称对敌人使用暴力是正当权利。
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以色列对哈马斯政策的负面后果。约纳珊 斯昌泽认为，以色列宣布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对哈马斯在大街上的合法性至关重要。邵尔 米沙尔认为是以色列把亚辛塑造成了巴勒斯坦人的象征。杰罗恩 光宁称哈马斯政府运转困难及以色列大肆逮捕巴立法委员，削弱了哈马斯中的务实派，而增加了激进主义立场的吸引力。阿米尔 巴拉姆也称以色列不成比列地打击哈马斯，使它在政治上赢得胜利，被视为受害者。
还有学者分析了以色列公众对哈马斯的立场。海法大学的阿萨德 哈嫩把以色列人对哈马斯胜选的立场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哈马斯的胜利及建立的政府将导致巴民族权力机构激进化，并转变为恐怖主义实体；另一派则认为，通过与哈马斯谈判、承认其合法性，将导致它对以色列选择更实用主义的路线。比弗雷 米尔顿—爱德华兹与斯蒂芬 法雷尔则认为，以色列人对哈马斯看法不一，一部分人视其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有部分人认为不像不可预测的阿拉法特，以色列至少还知道哈马斯的立场是什么。
七、 哈马斯的社会土壤
学者们分析哈马斯崛起、难以被消灭的主要原因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