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学者中，海法大学的阿萨德 哈嫩认为，2006年哈马斯胜选有法塔赫、哈马斯及外部环境三方面的因素，他还分析了以色列政府与公众的反应及哈马斯面临的挑战。本—古里安大学的奈夫 高顿则强调了以色列的作用：“（巴勒斯坦人）选择哈马斯，不仅是它被视为腐败的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替代者，而且因为以色列创造了条件使它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运动。”
哈马斯的执政也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比弗雷 米尔顿—爱德华兹认为，哈马斯控制加沙后推行的总战略，是基于巩固统治、消除内部威胁与阻止以色列对加沙的侵略、镇压反对派三个因素。她还专门研究了哈马斯的执行部队。另外，李志芬也简要介绍了执政对巴勒斯坦政局的影响。
3.哈马斯对巴勒斯坦政治的影响
萨拉 罗伊分析了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政治伊斯兰的演变。布鲁克 A.阿里古研究了哈马斯对巴勒斯坦人认同的影响，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存在、伊斯兰觉醒的出现及奥斯陆协议的签订是哈马斯推动巴勒斯坦人认同议程的关键标志。杰罗恩 光宁研究了哈马斯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及对民主产生的影响：限制国家权力及迫使国家更负责和有效起积极作用，但又削弱了国家作为自治的角色提供基础服务和保持法律和秩序的能力；通过使巴民族权力机构更服从它的要求，既促进了民主化进程，但也直接损害了民主的前景；哈马斯与法塔赫的持续竞争，既加强了民主化进程，但也使国家碎片化。
六、 以色列与哈马斯
哈马斯多次表示它反对以色列不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因为以色列的占领。在学界，哈立德 赫鲁卜认为，哈马斯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不是反对犹太人。阿扎姆 塔米米认为，“承认以色列将违背哈马斯自己不承认外部力量占领任何穆斯林土地合法性的伊斯兰准则。”约阿斯 威吉梅克斯认为，哈马斯以不可信、报复、团结与起义的成就来构建其对以政策的合法性。
多位学者认为以色列在哈马斯建立之初采取了默许立场。如兹亚德 阿布 阿莫尔称，在1988、1989年以色列领导人曾与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晤；扎基 切哈卜认为，以色列曾默许哈马斯的成长；比弗雷 米尔顿—爱德华兹与斯蒂芬 法雷尔认为，以色列在1987年起义之初没有对哈马斯过多的干扰；泽义夫 斯奇夫和埃胡德 雅阿利也证实以色列采取了默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