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哈马斯的自杀性袭击和社会活动
美国学者埃利 阿尔什奇研究了哈马斯自杀性袭击者的道德遗嘱、传记和颂文，认为哈马斯以殉难观来作为其在巴勒斯坦人获得政治与社会立足点的一种途径，视殉难为实现其重新伊斯兰化社会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阿曼迪普 桑德胡从社会心理学分析哈马斯的暴力，认为通过授权、丧失人性和羞耻三个相互关联的进程使其暴力合法化。对哈马斯自杀性袭击的目的与动机，哈立德 赫鲁卜认为有三：报复、迫使以色列接受不针对平民的建议、让以色列社会为其占领付出代价。米纳 萨阿尼瓦阿拉认为其最大目标是破坏和平进程。但杰罗恩 光宁认为，主要目标不是破坏和平进程；而是迫使以色列结束其暗杀策略，通过巴民族权力机构的调解，在以色列政府与哈马斯之间达成妥协。笔者认为有为个人报仇、宗教、报复以色列行动、反对巴以和平进程四种动机。北加利福尼亚城市研究大学的布鲁克 A.阿里古认为它有两个目的：一是表示对目前现状的鄙视，二是加强组织的内聚与团结。
对哈马斯的社会机构与活动，马特寿 李维特认为它与其政治、军事分支不可分开，是哈马斯恐怖活动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多数学者认为哈马斯社会活动的首要目标不是军事性的，它对哈马斯获得支持有重要意义。如米切尔 爱尔文 珍森专门研究了加沙伊斯兰大学，揭示了哈马斯如何是从社会基层来重新伊斯兰化巴勒斯坦社会的。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的皮特 希尔森拉斯分析了哈马斯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卫生政策，认为通过其社会服务，哈马斯获得了重要的合法性与政治支持。阿里 克努德森分析了哈马斯的福利网络，认为它是该组织获得巴勒斯坦人支持的重要原因。有一些以色列学者也认为，哈马斯的社会活动不是军事性的。如海法大学的埃雅尔 帕斯柯维奇比较了哈马斯与真主党社会活动的异同，认为所有伊斯兰组织社会活动的首要目的是宗教性的，而不是军事活动。本—古里安大学的奈夫 高顿和达尼 费尔克分析了巴勒斯坦的卫生制度，认为慈善和卫生网络是哈马斯获得声誉的两个关键因素。
五、 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政治
1.哈马斯与法塔赫、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关系
约纳珊 斯昌泽认为哈马斯与法塔赫两派的权力斗争自哈马斯成立时起就开始了。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拉费尔 以色列教授比较了《巴勒斯坦国民宪章》与《哈马斯宪章》的不同。国内学者马晓霖分析了哈马斯与法塔赫的不同。李朱平分析了哈马斯与法塔赫关系的演变历程及其影响二者关系的因素。兹亚德 阿布 阿莫尔认为，哈马斯与巴民族权力机构冲突是基于无法避免的矛盾：巴民族权力机构与奥斯陆协议关联，而哈马斯坚持继续反对占领斗争的合法权利、拒绝犹太定居者的继续存在。但扎基 切哈卜认为虽然哈马斯与法塔赫竞争、乃至发生冲突，但两组织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