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在中国似乎是个永不过时的话题。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三次官员下海潮,到2002年“三个代表”写入十六大后企业家迎来从政的新时代;从近几年政商两界背后的繁复关系被媒体频频曝光与解读,到前段时间柳传志的“在商言商”引爆了企业家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大讨论。而最近国资委主任蒋洁敏的落马,让人们的视线再次聚焦于以石油圈为首的央企腐败及其连带的政商关系。

  在这个充满任何可能性的国家,政商关系拥有着别于他国的独特运行法则,政商间的扭结也变得越来越紧。每一位在政商关系史中留下足迹的当事人,无论出身与经历,都深陷于这个难解的场域。也许部分商企人士不愿亲近政治,但政治永远客观地存在。

 

"92派"官员下海二十余载:有人成富豪有人被判刑

  他们原本生活于广义的体制内;他们的人生志向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在科层体系里谋求更高的职务;他们中的几位甚至在40岁左右已经官至司局级;他们经纶满腹、忧国忧民。但是1992年前后,他们选择离开体制。这些企业家的名字,早已为世人熟悉。而他们身上印着的“92”数字标签,对如今的投资者来说,充满了时代的诱惑与神奇。 [详细]

  没有哪一代的企业家拥有如此深刻而统一的群体记忆,并以一个特殊的年份为自己打上标签“92派”。这群在1992年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而纷纷主动下海创业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如今在商海已浮沉逾20年,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执迷、有人勘破,还有人遭受牢狱之灾……  [详细] 

曾经半遮半掩半下海 新世纪掀起新浪潮

  第一波官员下海热,是文革结束后80年代中期。这时,瘫痪的政府部门开始恢复运作,大批老同志平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于是,一些职位比较低,没有很好的升迁机会,或者有缘于一时冲动的官员,成了中国第一批的“下海”者,到部门下属的单位或企业中去当领导,是体制内的一种流动。这些官员还处于一种半遮半掩状态,所谓“半下海”。[详细]

  而从历史的角度看,2000年以后的第三次"辞官下海"浪潮,比之前两次更为彻底和猛烈。不同于前两次的是,这轮下海官员大多正当盛年,且下海前身居要职;下海官员呈现出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的趋势;下海的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投股的上市公司,尤其在方兴未艾的IT高科技产业、非公有制企业;下海方式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详细]

领导干部从商之路 以浙江为样本

  改革开放以来,官员下海从未间断,在浙江,弃官从商更是成为官员仕途“受挫”后的主要选择,其中,又以温州为甚。2003年4月,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林培云,秘书长何包根和副秘书长王运正同时辞职下海,他们被合并称为“温州现象”。 [详细] 

  游走在浙江政商两界的人们经常发现:私底下议论最多的,总是公开场合中竭力回避的,官员下海即是。尽管浙江新一波官员下海热,从2000年就开始涌动,潜流中公务员的震撼已经在慢慢降低。其中,已位居浙江厅官的徐刚辞职下海。一个年轻的省管干部,一个前途无量的专家型领导,为什么在仕途一帆风顺的当口,突然间挂靴而去?徐刚自己的解释是:他要去一个全新的领域,挑战新的人生。他不厌倦财税,但他更喜爱汽车事业。 [详细]

 

私企老板从政:十六大后开启参政新时代

  2003年初,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进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参政议政的绝佳时期。2003年1月12日,65岁的尹明善,以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跻身于重庆市新一届领导班底,成为改革开放后首位进入省级领导岗位的私营企业家。9天后的1月21日,比尹明善小25岁的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当日,新华社用中英文向全球播发了这则新闻,美联社等全球各大通讯社同时转发了这条关乎中国十六大后政治动向的消息。外电评述道:自此,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将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政治生活的舞台。 [详细]

  2011年中国富豪榜上,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登顶"中国首富"。然而,当公众还在惊叹于他的传奇的财富之路的时候,又一个重磅消息吸引了更多人的眼球:梁稳根可能从政。 [详细]

“高管”变“高官”:央企中的升迁学问

  央企高管虽然不是公务员编制,但是参照同级别的公务员管理,享受同等级别政府官员的待遇。近年来,央企高管又充当了“经济官员孵化器”,从央企培养提拔中共党政领导干部已经形成一条固定通道。因而,央企高管又被称为“准官员”。研究发现,央企“准官员”的“政绩”“关系”和“博士”都是晋升的重要砝码,“一个都不能少”。 [详细]

  在共青团领域,国企尤其是央企与作为“中国共产党助手和后备军”的团委之间的关系,正在强化。在更为强调经济建设领域、基层一线实务工作经验的当下,国企出身的年轻干部更受到团委系统的青睐,并源源不断地向后者输送人才。在新一届7名团中央书记处成员中,有4人出身国企且有相当长时间的企业从业经历。 [详细]

商人从政:背景、意义与问题之所在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这极大地激发了民营企业家和其他先富群体的参政热情。在获得了经济地位之后,越来越多的商人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商人从政"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详细]

  到目前为止,进入政坛的民营企业家大部分并未实现真正的身份转换,进入政府担任公务人员。要警惕的是,企业家从政之后,政商两重身份须界定清晰。要当官就不要经商。中国"红顶商人"的历史久矣,亦官亦商的问题也一直被诟病与批判。拒绝新的"红顶商人"群体的出现,避免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正义受到伤害,这是选用企业家"当官"时,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 [详细] 

 

企业家的政治观,“谈不谈”与谈什么?

       事实上,这些年来,企业家一直在谈政治。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当代中国,企业家已经和明星一样,成为全民偶像的一种。分析可以发现,此轮企业家“该不该谈”风波,实际上是“自由派”知识界和社会活动人士对于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站不站在自己一边的焦虑。马云在采访中,流露出的与流行观点不一致之处,遭到的是更严厉的批判。所以,问题不在于“谈不谈”,而是“谈什么”。 [详细]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哈佛演讲时表示,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在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在中国尤其是民营企业能成功做大太不容易了,比美国企业家要艰辛好多倍。他认为,处理政商关系要做到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详细]

争议“在商言商”:支持、质疑以及反对

  柳传志"在商言商"的一番言论,掀起了一场热议。对此,远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跃表示,"在商言商"其实是小看自己能量和影响力的表现。而信中利资本集团CEO汪潮涌认为.不关心社会不关心政治系片面理解,"在商言商"的说法并非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赚企业钱"。 [详细]

  学者徐贲认为,与历史上富有政治进取心和变革精神的"在商言商"相比,当今中国的"在商言商"提出的是"非政治"的要求,它是一种但求偏安、不求政治进取的无原则的忍让、妥协和退却。由于完全没有政治抱负,它的最高"成功"目标只能是赚钱,即"为赚钱而赚钱"。不管政治状况和政治权力性质如何,它都能逆来顺受、泰然处之。这样的"在商言商"只会攀附权力,并强化它无所不在的控制权力,而不可能成为公民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自治和自理领域。 [详细]

公民企业家,政治当作为副业而非“政治化”

      公民企业家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在这个急于表达和站队的年代,很多复杂的问题都被简单化、标签化。这一次同样如此,争论中有些非常重要的声音被忽视,王瑛和王功权一再强调关心公共生活、不做“政治的局外人”只是个人选择。“政治就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副业。政治是少部分的人的职业,但是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应该是一个副业,是每个现代公民应担当的基本职责。”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的董明说。  [详细]

      另一方面,舆论不应逼企业家“政治化”,除了一些人对企业家“责任感”的肤浅理解,这还表现了另一部分人“拉阵营”的心理,是他们开展“政治斗争”的姿态。企业家的责任首先是做好企业,多创造就业和税收,以自己有别于政治家和舆论领袖的方式报效社会。 [详细]

 

政商关系变迁 零和博弈还是契约平等?

  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官商之间那种没有契约精神的不对等关系,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为免权威受到挑战,中央集权制度定期性地将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中国企业史,被生生演绎成一场政商零和博弈史。 [详细]

  美国著名“中国通”费正清曾言,“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造成这一不健康的政商关系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企业家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体制因素,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影响着企业家的行为,双方欲建立良好、健康的关系,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 [详细] 

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政商博弈的灰色地带

  7月底,贵州、山东前省长和国税总局副局长同时加盟中国重汽担任独立董事轰动资本市场,这则新闻把退休官员在企业任职的现象拉到了公众眼前。虽然不是第一例,但三位退休官员的"扎堆儿"行为,使"高官独董"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关注。退离高官到企业"发挥余热"这一现象该如何看待?企业又为何青睐退休高官? [详细]

  相关学者认为,"华丽转身"后,这些人可能虚挂职务、获得高薪,很容易形成公众和官员之间的对立,也容易滋生腐败现象。不少人担忧退休高官企业任职出现"权力磁场"和"权力期权"两种现象。所谓"权利磁场",就是虽然官员已经退休,但"余威"仍在,可以利用其背景和人脉,为企业牟利,向相关政府机构施压。权力如同"磁场"并未消失,严重干扰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详细] 

高官富商同遭调查 官商旋转门成腐败通道

  自2012年8月以来,"调查风波"在四川政商界持续蔓延,迄今涉及的商界大佬已有8人。据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涉嫌严重违纪的四川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以及同样严重违纪的四川省原文联主席郭永祥等案。四川商界人士认为,年轻的李广元能获得央企大单,得益于"背靠大树"。 [详细]

  2009年,安徽宣城开发区原主任周先义落马。据调查,周先义"落马"前已经与一家平时受他"关照"的公司签订了高薪聘用合同,但他最终没能成功通过这道"官商旋转门"。近年,在政商关系内出现了一种更为隐秘的情形,那就是官员在任期间已经完成了向外的利益输送,但并没有兑现报酬,而是在辞职下海之后,再收受贿赂;还有一种官员虽然以清白之身进入商界,却利用了官场上的"剩余资源",获取不当利益。 [详细]

 

蒋洁敏沉浮录:从胜利油田技术员到央企老总

      8月26日及27日,中纪委和国资委先后发布消息,中石油四大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而集体"落马"。消息一出,震惊之外,各种隐晦的猜测均指向将此四人一路提拔的原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认为其很可能成为此案涉及的“更大的老虎”。四天之后,9月1日上午,靴子落地。监察部网站消息称现任国资委主任、原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详细]

      有石油系统人士曾指出,石油系统高管落马大多涉及贪污腐败,2007年中石化前任掌门陈同海的被捕就是如此。而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都曾掌管中石油大庆、海外、长庆和管道这四大核心业务,这些业务历来被认为是最“肥”的,而地方负责人都掌握着“业务处置权”,有着很大的寻租空间,这些领域也因此往往成为腐败重灾区。 [详细]

刘志军合伙人:钱袋子丁书苗 斡旋者张曙光

      在刘志军的案卷材料中,“丁书苗”是一个高频词,这个被注明“另案处理”的女商人,2011年初始被查,随即牵出刘志军。刘志军、张曙光、丁书苗案,揭开了高铁招投标的重重内幕。比此番官方指控的数字更应引起公众深思的,是案件展现出来的利益链。为刘志军安排女人,为其活动关系平事捞人,再为其活动官位,丁书苗的照顾无微不至,而能量又无远弗届,显然不只是刘志军的延伸。这是怎样的一种共生关系?  [详细]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称,刘志军案反映了近年来官员贪腐正逐渐从权钱交易转为非物质化贿赂。刘志军与丁书苗之间的默契,使他们的交易已无需合同固化,导致法律难以有效追究官员的罪责。反思刘志军与丁书苗的合作模式与罪控审判,对贪腐官员究责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详细] 

陈良宇关系网:神秘女人、张荣坤及沪上权贵门

      2008年4月11日,陈良宇受到了法律惩处。然而,陈良宇不只是近三四年卷入上海社保案。1999年,陈就已经掉进了资本玩家编织的黑洞中。从轰动一时的中科创大案开始,陈良宇及陈良宇的妻子儿子和秘书们就开始不断为资本枭雄们斡旋。一个神秘女人因为有陈良宇之妻的人脉呼风唤雨,一个失意的商人抓住了陈良宇的独生子,一个苏州豪客竟直接得到了陈良宇的惠顾,将大上海搅得天翻地覆。一个政治豪客倒下了,跟着倒下的是一帮官员和国企掌门人。 [详细]

  “胆子大,态度强硬,能办事,也能闯祸。”听闻陈良宇案开庭后,一位老干部这样对记者评价陈良宇。据了解,这样的看法在上海政界相当普遍。社保案的事实亦证明,陈良宇专擅跋扈的性格,终令其30载仕途归于沉沦。[详细]

 
企业家谈政商关系:马云说爱政府却不与之结婚
    商界大佬谈政商关系     在中国,政商关系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近日,柳传志谈论“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的言论引发了一场风波;而曾成杰被枪决、吴英告东阳市政府等新闻集中出现,使得中国“政商关系”话题热度再次攀升。现大公网特盘点中国企业家们如何看待政商关系,在对待政治与市场关系方面,他们有着怎样的处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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