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华门左边墙上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十二个大字依旧锃亮，但中共决定在民营企业家中选拔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以显示更紧密拥抱民间资本群体。
建国后前30年，党政官员兼职企业遍及国家的每个毛孔，而后30年，随着私企的壮大或遭遇制度困境，中共便以企业家兼职党政职务来逆向回应。这种政治式的徘徊、往返，烛照出中国企业100多年间在官商螺蛳壳里跳舞的影子。
权力的历史成见
“作为一个企业家，政治应该是天。”这是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对政治的本能反应。
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官商之间那种没有契约精神的不对等关系，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
为免权威受到挑战，中央集权制度定期性地将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中国企业史，被生生演绎成一场政商零和博弈史。
史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总结道，“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即使游历欧美的孙中山，也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纳入三民主义中的民生。
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势如累卵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后者如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说，“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不过，在士农工商的界限划分中，帝国在千年里小心翼翼地避免了政商的交叉、流动。
晚清时，中央权臣联合地方精英发起“洋务运动”，一些富有商人被授予政治头衔，有的称之为“红顶商人”，政商界限被打破。商人与权力的关系，由此经历了三阶段蔓延，从胡雪岩盗窃式的化公为私，到盛宣怀的股份化，再到民国时期的孔宋家族，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利谋私。
尽管无力剪除“官僚资本”，但在多数情况下蒋介石依然承袭政治权力的成见，寻求把商人置于一种被支配的地位。1927年，上海资本家支持蒋介石军事集团取得压倒性优势后，趁势提出希望在南京政府中有点政治发言权，要求政府正式承认私人资本的合法性，在党内直接有自己的代表。然而，蒋介石拒绝资本家成为全国党代表。1929年4月，中国工商业组织得最早、作用也最为显著的一个团体上海总商会被强行改组。新商会被要求“须得遵守上海市党部的指导和训令，并且要受上海市行政当局的管辖”，所有商会的成员必须信仰三民主义。
允许党内有代表
在创制“官僚资本”这一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名号后，执政的中共代表人民全面控制生产资料，自身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并在“保证自身（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下，制度性压抑民间工商业30年。
1978年前，非公经济只剩下打游击的个体工商户或小商小贩。作为体制外的力量，在中共十三大之前，官方的态度是“看一看，不鼓励也不打击”，“放两年再看”。由于在政治上被异类看待，中国80年代到90年代初普遍的做法是民营企业主使用“红色帽子戏法”，通过将自己企业注册为公有组织来掩饰私人所有权。1990年代改制时，科龙等明星企业纷纷倒在“国有资产流失”这颗地雷上。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生存于社会边缘的私营企业，开始获得合法地位。但该条例以雇工是否超过8人作为区分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的规定标准，助推所有制歧视，而且没有声明要对私营企业合法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并限制企业主收入。
很快，政治的脚步就跑到了这个带有歧视性的法律前面。尽管已经远远跟不上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这项法律至今仍未废除，成为法律遗留问题，以至于全国工商联几次提出《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建议案。
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民营企业家大批入党，开始跻身政治边缘带。据全国工商联去年统计，68.6%的党员企业主是在2001年以后入的党。
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民营企业家的经济优势逐渐向政治权势转化。如今，从下而上大陆商对官形成一种金字塔型结构，“也就是，在县乡一层，民企老板对政治有强大影响力和参与度，而政权层级越往上，老板的政治身份越少，影响力也越小。”研究政商关系的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张长东说。
在一些基层，根据浙江大学教授曹正汉的调查，资金实力强并善于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民营企业家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地方政府政治，如官员的任免升迁、官员执政效率。
“越是市场制度发育不完善的地方，民营企业家就越可能参政议政，因而，参政议政是在转型国家的市场和制度不完善条件下民营企业家的一种积极应对措施。”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李宏彬说。
在2002、2003、2004年企业家与政治大批联姻后，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李宝梁调查发现：私企主政治愿望的表达和参政议政的热情并没有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而增长，而是趋于平缓，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显示为“倒U型”曲线。
“应该是制度改进效应，当制度指数改进一个标准差，民营企业家参政的可能性就会比均值降低8%到20%。”李宏彬研究称。
李宝梁更愿意采用另一种解释，“对于许多实力较强的业主来说，他们宁肯把资产向海外转移，以求得更加平稳长远的发展，而较少在政治方面作更多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