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的三条道路
原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前苏联、匈牙利三个国家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政商关系转轨道路。
中国经济的主要活力来自于基层经济。在大陆国企“抓大放小”以及管理层收购潮以前，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企业多数起于小私营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企业家群体，多数是原处于政治边缘的普通群众，他们从事民营经济活动并非出于经济学的企业家精神，而是有着某种被动的，或某些临时性的行为动因。这塑造了他们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和脆弱性。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虚弱，还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骤选择。在改革的顺序上，中共将开放外资放在了民企培育与国企转制的前面，使得外国直接投资成了中国大型民营企业的替代物。
相比之下，前苏联长期依靠孤立的国有企业，改革不遂而推行休克疗法，随之暴富的富豪，几无草根。几乎与中国同期改革的匈牙利则将创制民营企业作为改革优先，有技术有人脉的国有企业经理层纷纷加盟，崛起成为企业家中坚。
根据福布斯富豪榜上（国有或集体企业的老总不会上榜）的数据，出生于匈牙利的耶鲁大学教授伊万.塞勒尼比较了2008年匈牙利、俄罗斯和中国最富有的10个人。结果，中国十大富豪除了荣毅仁的后代荣智健，几乎都是从小公司起步逐渐扩张成为亿万富翁的。另从公开的介绍上来看，这10个人中除了荣智健，没有一个人以前是政府官员或者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政治背景。
随着2008年10月中信泰富炒汇巨亏，2009年荣智健倒台。2010和2011年胡润富豪榜前10名企业家，变成清一色的草根。在2011胡润富豪榜前50名中，只有30%的企业家拥有政治头衔，包括全国人大代表3人，全国政协委员11人，全国党代表3人，这些都是在企业崛起之后才拥有的政治荣誉。
同样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俄罗斯，在2008年最富有的十大富豪中，没有一个人是从创立中小企业起家的，也没有一个人不和高层建立公开的亲密关系，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前苏联共青团或政府的官员。
“可以说，俄罗斯最顶级的富豪，需要首先建立联邦政府层级的政治庇护关系，然后再利用这种关系，向地方层级渗透和扩大他们的影响和财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吕鹏向本刊记者表示。
在匈牙利，由于成为大私营企业主的，都是原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出身不低，实业根深，对中央和地方政治都相应具有自主性。
而对富豪榜上的中国企业来说，其全国性影响的建立经历了缓慢而艰难的旅程:先认识地方上的干部，建立“地方增长联盟”，再通过这些渠道，“自下而上”地巩固扩展更高层次的“人脉”，其影响力尤其依赖于早年结交的地方干部不断地晋升。
“中国其实也有从中央做起的富豪，那就是香港的大亨们，那也是统战的一种策略。梁稳根成为中委候补热门人选，是本土大亨地位提升的重大事件，但与香港富豪比，本土大亨的政治地位，显然还不在一个档次上。”吕鹏说。
不同的出身，决定了不同的稳定系数。
因私企经济有着强大独立性。匈牙利近些年的富豪榜上成员，稳定性非常显著，排在前10名的人几乎没什么变动。
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富豪们不稳定，“因为俄罗斯的寡头是普京用来对抗地方的工具”。同样，在国有企业这个“长子”面前，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地位也不稳固，其能量更无法与俄罗斯富豪比肩。
中国富豪榜甚至被人戏称“杀猪榜”。据《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从1999年到2009年，10年来登上胡润百富榜的1330位中国富豪，有50位发生了各种“变故”，其中获刑富豪有18人，待判富豪有2人，正在接受调查的富豪有10人，下落不明的富豪有7人。
内心深处的不安感，“让富豪们被上榜前，几乎都曾来求情。”《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建工透露。
欧美富人政治
随着梁稳根成为“红色资本家”，民营企业家这个资本群体，从政协人大、党代表进而竞逐到“候补中委”这个执政党的政治核心，这种步步推进，是否真的会从“参政”演变成“主政”？
在排斥富人介入政治的传统基因下，这种想象勾起了民众对金钱政治的焦虑。
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其利益代理人，在多元平衡下影响国家走向。欧美国家可以说在每一政治层级，议会与商业集团的关系是直接的，企业家的政治权利通过党派政治、资助竞选、院外游说等方式，进行多元交叉表达。
而在中国，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中国政治与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甘思德调查发现，不管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或者是外资企业，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渠道和方式，其实区别不明显，且越来越趋同。
方式不外五种类型：一是加强与统战部、工商联、私企协会联系，成为反映要求的娘家；二是参加由党政部门和有关单位召集的座谈会，表达企业呼声；三是通过一定途径，将要求纳入党委政府决策过程，并了解结果；四是与当地党政领导建立个人联系；同时，有些企业家在每年固定时间，直接走入前台，提出议案和提案，参政议政。
至于民企利益表达后，政府回应与否以及如何回应，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因为政权强调自身是由与利益集团没有关联的独立人士组成，要求政权超越各种利益集团之上，对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公平的协调指挥。
事实上，尽管在中国，民企经济实力依旧是政商互动格局的始发因素，却不构成政治安排时组织上“正式介绍”的主体内容。围绕政协委员等职位，工商联向统战部推介某企业家时往往会放大其经济规模和纳税业绩，但等到统战部门“正式介绍”该企业家出场时，缩小其他方面而大谈他的社会影响力和公益形象。
政治可靠在人大和政协选举中极具重要性。民营企业主往往通过慷慨地捐助政府的福利项目，相应地获得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名。
在“两会”现场就座的企业家，个人利益不能成为正式利益表达的主要对象。看似是牺牲，但此举强化了政治安排的合法性，进而使得企业家有了足够多的机会可以非正式利益表达，予以弥补。
政商双方的自觉漂白，维护了权力“刚直不阿”的形象。
政商解钮
在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之复杂超出想象。而现实演进逻辑日益显示中国商业并没有往“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的方向走。相反，随着“国进民退”的议论，和对垄断和权贵资本的指责升级，中共通过选拔民营企业家成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政治姿态，将政商之间的扭结系得越来越紧。
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政商博弈之中，仍将成为企业家的最大挑战。在一个没有稳健机制和良性体制架构的环境下，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在形成透明的政商关系路上，企业家只是配角。一些学者为之焦虑，认为政府不应该单个处理，更多应从公民的普遍权利入手。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政府应把权利搞清楚，明确哪些是民营企业家群体可以干的，这比融资难不难的问题重要得多，“政府不能没钱时鼓励民企进入，有钱了又把人家轰出去，“风箱来回拉”，这种事情最妨碍发展，好不容易在广西有了一条民营铁路，结果现在半死不活。”
周其仁主张，政府第二个要做的是，把服务费用降下来。“现在政府太贵了。要增加政府开支信息透明度，加强公众对政府经费监督，不能随便乱吃乱拿。”他说，现在一个小官员就可以到企业寻租，“为什么中国出不来乔布斯，因为大量的企业家大量的时间在搞关系，巴结这个巴结那个，否则全是麻烦。哪有时间追求企业家精神？”
事实上，万科原总裁王石高调提出“不行贿是我的符号”后，并没有陷入政商关系的显性麻烦中，实应归功于企业治理结构对他的支撑。万科在20年前就已经上市，受到监管部门和股东的制约和监管。在这种情况下，王石作为一个正常、理性的职业经理人，他唯一能做的正确决策就是，不能为了给其他股东挣钱而去行贿、并因此让自己坐牢。
未来要破解政商关系的悖论，企业家自身最便于做的是建立更加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
（实习生刘鑫对本文亦有特别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