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代的企业家拥有如此深刻而统一的群体记忆，并以一个特殊的年份为自己打上标签“92派”。这群在1992年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而纷纷主动下海创业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如今在商海已浮沉整整20年，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执迷、有人勘破……
这一拨白手起家的官员群体，在1992年前后还相对弱小，但智商高、情商高、有胆识，他们成长的速度在其后20年被证明是最快的。
“92派”企业家是反映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是先在体制内成长、再转向体制外的；他们既了解体制内的经济运行，又懂得体制外的种种酸甜苦辣；他们善于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把它们引入中国市场的空白领域，成为某个行业的开拓者或佼佼者。
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对于后来者而言，“92派”的故事里有着太多的经验可以学习。无论未来他们还将走多远，这一代的崛起者，已经用自己的激情与智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命运，并伴随着那个空前的时代，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群像
安于清贫，素来被视为传统美德。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过去的社会价值观受到了猛烈冲击，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由于其实现途径的大大增加而得到空前释放。
1992年前后，中国诞生了新一代企业家，在今天仍然赫赫有名的人物包括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鼎晖创投创始人王功权、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等等。
这些人的脱颖而出并非偶然，在他们身上集中展现了“92派”的崛起之路与精神特质，而他们最大的共同点非“热血”二字莫属。
“92派”原始的定义来自陈东升：“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在他看来，1992年前后由官员、学者身份下海的企业家都可归入这一群体。这里的“派”不是派别的意思，“而是以1992年作为分水岭”。
经济学专业出身的陈东升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术派”，尽管弃文从商，但他至今仍以“经济学票友”自称，常挂在嘴边的词是“市场经济”。陈东升身上保有的那股学者范儿，将草根出身的第一代企业家与“92派”区分开来。
今年2月，已经两鬓斑白的陈东升以“中国保险第一人”之姿站上了哈佛讲堂，泰康也成为第一个进入哈佛案例库的中国保险品牌。
陈东升时常提到老友冯仑的那句“伟大的企业是熬出来的”。然而如果不提，很难有人相信冯仑与陈东升年纪几乎不相上下。
除了外表的差异，冯仑言谈举止流露出的风趣与亲民，也容易让人混淆他的年龄。和冯仑类似的还有另一位地产界大佬同为“万通六君子”之一的潘石屹。
如果要将“92派”的众多企业家归类，那么冯仑和潘石屹绝对可以算作呼风唤雨级的“商业偶像”，不仅因为房地产行业备受瞩目，更因为两位大佬不安于室，热衷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针砭，总能引来围观与争论。
对此，冯仑也自我调侃为“没事找事，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把自己的事不当事”，尽管他声称“希望能建立一个让企业家只管创新与纳税，别的什么都不管的健康制度”。
去年年底的冰岛买地事件让以“儒商”著称的黄怒波再次名声鹊起，然而许多旁观者却并不了解作为诗人的那个“骆英”。
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黄怒波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了10年，1995年创建了中坤投资集团，如今他还是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协会员。不难想象，他像个诗人一样做着他的生意，“一切都是文化的，也是商业的”。
这样的人在“92派”里也并非个案，“万通六君子”之一的王功权便是一个精通诗词歌赋之人，甚至斥资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中华诗词研究院。近年，王功权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便是“私奔门”的男主角，若非一身与商人身份难以相契的浪漫风骨，想必不会如此轰动。
再者如俞敏洪、王石、朱新礼、郭凡生、袁岳、王梓木……除了企业家，每个人还扮演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在每个角落发光发热。
士大夫下海
“92派”特指一个历史事件中的主角。这一事件，指1992年前后，“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第一次大面积地由体制配置给市场，即“士大夫下海”。
这一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几近绝响。朝代更替和1978年之后的五六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均有优质的拥有企业家才能的“领导力”离开体制，开辟人生新疆土，但他们多是被动的失意者，他们的价值体系中还未有商业自觉意识。其他时间节点上，有些零星的商业自觉者，场面上却未成大观。
“下海”一词，出于何典实难考证，不过素来多含轻蔑之意。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下海”一夜之间成为时髦，并频频见诸报端，与BP 机的嘀嘀声一同不绝于耳。只不过这片“海”不再是过去的三教九流，而是“商海”。
正如冯仑所说，制度、环境比个人更能创造历史。1992年，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转折年，也是中国现代企业的元年。
改变一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社会精英仕途之路的，除了南巡讲话，还有国家体改委颁布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同时，党的十四大也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大迁徙的年代，一部分人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而另一部分人则毅然投身市场，中国历史里又一个追逐财富的时代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1992年的春夏之交，全国100多万官员造访深圳。据当时媒体描述，深圳市政府接待办最多时曾同时迎来60批考察团。
远在北京的湖北天门人陈东升也坐不住了。那年，35岁的他已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官至副厅级。可是第二年他就辞职创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4年后又组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92年，谙熟宏观经济形势的毛振华认为，“机会似乎来了”。他当时在一个高级别研究室任处长，“在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里，我是大单位里的小干部，拍不了板。哪怕让我去西藏当个县委书记，我也许都不会下海”。于是，毛振华辞去职位，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中诚信。
这时的学术派们想把理论落到实际陈东升希望建立“中国的索斯比”；黄怒波开始思考“我不想做一辈子官吏，做到部长又怎样？我不想那样生活，我需要挑战”；兰世立直言“当看到自己写的发言稿被别人拿去一本正经地念时，我感到很不爽”……
1991年，中央党校法学硕士、曾在国家体改委任职的陕西人冯仑也离开了体制。他用数万元“换”来一家信托公司500万元投资，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冲冲地前往海南。
之前，他曾投奔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找到了一份按日计酬的零工，并一直借住在西北大学同学张维迎的北京青年公寓里，后者同样离开了体改所去了牛津大学。
在海南，冯仑碰到了几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些人也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他们被合称为“万通六君子”，日后，“六君子”无一例外都成了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冯仑说。
试水现代企业制度
然而，泱泱创业大军，成功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据当时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20年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有的人没有坚持到最后，有的人摔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眼下被后辈们尊称为“老师”、奉为“偶像”的“92派”们，无一不是在艰难困苦中熬过来的。
创业的第一年，陈东升坦言当时的压力永世难忘，“就像农民辛辛苦苦种地，但不知道最后老天爷给不给你面子，会不会有收成”。在创立泰康人寿的前7年里，陈东升没有赚到一分钱，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改变初衷，坚信保险行业在中国是大有可为的。
冯仑的创业道路则更为艰辛，他自言是“92派”里最草根的创业方式他和合作者分头借钱，注册了一个典型的“皮包公司”，从“流氓”无产者开始折腾，近10年里积累了中国底层的生存智慧和办法。冯仑和他创建的万通得以成就，实为“野蛮生长”。
“如果说他们身上有种共性，就是韧性和使命感。他们是官员，而且不是一般的官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官员，经历过最苦难的年代，对国家的灾难有很深刻的感同身受，深受这个年代的洗礼，有抱负，想干一些事情来报答国家。”《博鳌观察》杂志执行总经理陈海说。
这些满怀抱负的“92派”寻找的时间点，集中在1992年。陈东升说，1992年的时候，社会价值观认为，最优秀的人应该去从事商业。
在公司法颁布之前，很多体制内的精英觉得在体制内没有前途，纷纷觉得有其他可能性。在这些人纷纷摇摆、徘徊的时候，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国家体改委公布了两个文件，即《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公司法》和《合同法》，而这两个文件正是《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
这是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转折点。这之前，股份公司只是个别试点，自这两个规范文件出台起，建立股份公司真正合法化，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也初现轮廓。这两个规范文件的出台，引发了一场蔚为壮观的“下海”潮，中国真正进入了企业家时代。
文件刚出台时，陈东升和毛振华天天揣在怀里，逐字逐句摘抄、研读。中国嘉德和中诚信的公司章程、发起合同就是按照这两个文件起草的。毛振华认为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篇章”，陈东升说“它们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被严重低估了，它们的作用是划时代的”，“有了它们，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制度创新”。
企业家的历史使命
“他们原本生活于广义的体制内，或行政官员，或智囊部门研究员，或大学教员；他们的人生志向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在其体系里谋求更高的职务；他们中的几位甚至在40岁左右已经官至司局级；他们经纶满腹、忧国忧民。但是1992年前后，他们选择离开体制。”《亚布力观点》主编傅小永说，“体制”是“92派”最初的精神脐带，这锻炼了他们更宽广的宏观视野和对大局的驾驭能力，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精神掣肘。这是“92派”的核心特征。
然而，“92派”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其实很难用一张脸谱来描绘，正如黄怒波所言，“凡是体制内出来的人都是有个性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左拥资本、右拥权力毫无压力地生活着。在他们前面，有上世纪80年代即占据商业舞台的“工业英雄”，后面还有李彦宏、张朝阳这样的海归派“互联网英雄”，夹在中间的“92派”，一方面为体制转型未完成而困扰，一方面仍需探索东方文明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碰撞。“产业报国”的理想，总是在承受雨打风吹。
虽然“92派”企业家都有意回避“红帽”话题，但他们身上始终打着“红帽”的烙印。他们既缺乏“78派工业英雄”草根的冒险精神，也缺乏“2000派互联网弄潮儿”的创新精神。
我们未必记得住这些“92派”企业家的名字，但未来很长时间里，我们很可能还会拿中期、万通、泰康、华谊兄弟、新东方、汇源果汁、零点咨询等作为商业经典案例来分析；而那些“倒在了体制的怀里”的失意者“千万不要试图用金钱与政府角力”的惨痛教训，更能促使我们反思。兰世立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2009年，兰世立以合作条件不平等为由坚决回绝了中航集团的收购，甚至对前来斡旋的政府官员说，即使砍了他的手，他也不会签字。这是何等悲壮。
有人将“92派”企业家与美国的西进运动相比，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胆量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宽，野蛮生长。历史确实有点相似，很多人将“92派”称为美国西进运动的中国版本。
如今，“92派”企业家对企业家精神已经开始了新的思考，比如黄怒波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毁灭性创新”，朱新礼认为“企业家精神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让富人变成有责任感的人”等等。
可以说，“92派”企业家最大的贡献，是以自身实践挑战了“轻商主义”的传统，呼唤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政府退出经济主战场，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企业和民众回到舞台的中心；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政府放松和解除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的能力；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民众理解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92派”企业家的历史使命还在继续。
在面对一众“90后”对“创业难”的疑虑时，“92派”们给出的答案惊人的一致激情。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现实的困难是前进的障碍，除非自己放弃。在他们高傲的骨子里，永远不会甘心只做一个商人，而是做一个有精神、有格局的企业家，并深深希望后来者将之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