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国的政商关系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与会人士对此变化给予了肯定。他们同时指出，当前中国的政商关系，亟待改善之处甚多。在描述这一问题时，主持这次沙龙的财新《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张剑荆引用美国著名“中国通”费正清的话：“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造成这一不健康的政商关系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企业家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体制因素，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影响着企业家的行为，双方欲建立良好、健康的关系，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 ——编者
汲取历史教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把中国当前取得的成就，置于中西方历史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他以此说明，那种自我陶醉的情绪是要不得的。张文魁说，其实中国近代以来至少有两次改革开放，而且在三十年内都成绩斐然。第一次是从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走上了一条早期“改革开放”道路，而且也搞了三十年，一度也很成功，当时叫“同治中兴”。那个时期，也是效法西方、与全球接轨、搞工业化，在制度上也做了很多变革，积极营造鼓励企业发展的环境。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清朝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美国开始崛起，也主要是在1865年之后，和中国‘洋务运动’的时间基本重合。当时中国和美国都经历了一场内战，都是南北战争，最后都是政府军取得了胜利，接着是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
到20世纪初，从主要工业品产量来看，美国已经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国在19世纪90年代，表面看起来也是很厉害的，但是，在一种危险的自我陶醉情绪支配下，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甲午战争’之前，主战派热情高涨，认为中国这么厉害，怎么能不打呢？战争的结果说明，泥足巨人不堪一击。”
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实力，与镇压太平天国之后赢得较为稳定的发展环境有很大关系。张文魁说，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存在三大支柱：庞大的国有部门、强行的要素控制、广泛的产业干预。张文魁认为，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在发展前期可以很快实现经济腾飞。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搞到一定的程度后，“边际效益”势必递减，其负作用会越来越大，也会逐渐形成一种扭曲的政商关系。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其教训值得重视，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那么，国家资本主义的隐患何在？张文魁认为，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中的“裙带关系”，诸如裙带经济、裙带政治、裙带军事。“洋务运动”时期，“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非常密切，本质上就是一种裙带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如果不对经济发展前期形成的政企关系加以改革，制约未来发展的制度就会固化。
将目光收回现实，他以“苏南模式”为例分析这种政商关系。“苏南模式”的核心是政府主导企业发展，“实际上是政商不分，党政干部同时也是商人。”从实际效果看，这种政商不分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的确可以产生比较积极的作用，在资源整合、市场开拓、社会关系等方面，政府参与能带来效率的提高，但是，这种关系持续久了，“不腐败简直就是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