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追求“维稳”有其自身考虑，但绝不能以违法为代价。凡是以牺牲法律公正为代价而换来的“维稳”，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维稳”。

　　因牵涉到一起杀人案，赵艳锦于2001年被确定为嫌疑人，但因证据不足，2004年河北保定中院一审宣判赵无罪释放。而后因受害者家属“闹事”，2010年8月10日赵又被保定中院判处无期徒刑。直到2011年5月23日河北省高院再次作出无罪判决，并要求保定中院无罪释放。然而，在无罪判决的20个月后，保定中院才向她宣布，理由竟是为了“维稳”。

　　本案耗时十多年，线索也看似纷乱如麻，其实，法院判决唯一应该遵守的标准就是法律。依刑事诉讼法确定的“无罪推定”原则，如果司法机关没能提出充分的有罪证据，法院必须判决无罪，是谓“罪疑从无”。而本案只有两个“死无对证”的间接证据，连证据链都无法形成，赵艳锦理应早就被无罪释放。

　　法院追求“维稳”有其自身考虑，但绝不能以违法为代价。凡是以牺牲法律公正为代价而换来的“维稳”，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维稳”。当地为“维稳”，不惜枉法再次起诉赵艳锦，做出有罪判决，就是典型的以牺牲法律而追求“维稳”。

　　而枉法拖延宣判，导致赵艳锦被终审宣判无罪之后，还被非法关押了20个月，结果“按下葫芦浮起瓢”，导致赵艳锦的家属又去上访，被劳教处罚。这种“维稳式判决”是“抱薪救火”，最终法官既没能忠诚于法律，也没能实现“维稳”。【更多】

　　昨日，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刊文，谈“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引来舆论关注。沈德咏在文中强调“守护司法公平正义底线”，阐述“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尊重和重视律师的作用，呼吁“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

　　虽有门户网站在对文章进行转载时，摘出类似“叔侄冤案审判法院功大于过”的标题，引来一些网友批评，但细读全文不难发现，文章总体上难得的专业、坦诚、有见地，且直面目前司法中存在的诸多核心(甚至尖锐)问题，或可视为近期最高法围绕“实现司法公正”举措频出的专文论述。

　　如何防范冤假错案，公众对这一命题的关注，丝毫不输职业法律人，各界对此的讨论随着诸如聂树斌、佘祥林及至浙江叔侄等典型个案的媒体报道而反复进行，几近疲惫。在包括对程序正义、非法证据排除、保障辩护律师权利等关键点上，应当说不乏共识，独独缺乏来自司法实务部门有诚意的思考与反省，乃至立足改变的切实行动。

　　针对频繁爆出的各种冤假错案，所谓“功大于过”的评价，以及“守住底线”的说法事实上长期存在，较之于位列法治原则的“疑罪从无”，司法实务界人士甚至将其命名为“疑罪从轻”。沈德咏坦承此处的“功”在于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这些压力的具体表现在于面对“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内心不确信的案件，特别是对存在非法证据的案件”，有作为“兄弟单位”的侦控各方的情面，以及一些地方政法委乃至其他党政机构领导对个案的批示、干预。“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在此处最值得警惕的“洪水猛兽”便是肆意、不受监督的权力，只有彻底“限制权力”，才能真正“保障权利”。【更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目前正集中部署打击利用网络造谣和故意传播谣言的行为。国信办官员日前特别批评了一些微博“大V”以“求辟谣”、“求证”方式故意扩散谣言，官方的这一直率态度提升了人们对网络谣言将受到治理的预期。

　　互联网上一直有一种辩辞，宣扬“谣言倒逼真相”对扩大网上言论自由的特殊意义。随着网络谣言带来的危害越来越大，这种说法即使在互联网上也失去自圆其说的能力。于是又有人从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中寻找网络谣言盛行的“深层原因”，为造谣者和故意传谣者推卸责任。

　　一些“大V”如今成了网络谣言的重要中继站。打击网络谣言要对这些“大V”的做法做一些法律上的规范，这个思路是实事求是的。

　　常上微博的人都知道，一个谣言如果没有“大V”帮助转发，就很难形成声势，破坏力会大大缩小。从道理上说，“大V”们握有互联网上的话语权，但他们的权力和责任应当是平衡的。他们的影响力越大，对正确使用影响力就负有越多责任，也应受到越多的监督。对这一权利义务关系，“大V”们想必都心知肚明。

　　有人认为微博上的“大V”都是自媒体，不具有正常媒体对信息真实性的调查能力，因此他们既无义务，也做不到分辨他们所转发信息的真假。

　　这种看上去有道理的说辞其实站不住脚。“大V”不具有新闻调查能力是事实，但他们对所转发信息是否有可能是假的，以及它们广泛传播后将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都是能大体把握的。实际情况是，一些“大V”选择什么信息有着强烈的价值取向，甚至政治倾向。正因为此，有时他们明明知道一个信息是谣言，但也故意加上“求辟谣”转发扩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