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推出公款宴请“上门服务”令公众惊诧。只有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机制，才能让各种“花招”无处藏身。

　　在山西太原，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反对铺张浪费的蔚然成风，当地部分大型国企、实权部门改变了消费策略，变外出请客为内部吃请，重新包装单位内部食堂的包间，高薪聘请厨师；而个别高档酒店，也推出厨师、服务员上门服务。（4月25日《经济参考报》）

　　为迎合公款宴请“隐秘化”的病态需求，酒店竟另辟蹊径，推出“上门服务”，这委实让人大开眼界。

　　说实话，公款宴请地下化的新闻，已屡有所闻。但酒店为此推出“上门服务”，仍挑战了公众的想象力。谁能想到，在高端餐饮遇“寒流”的语境中，酒店竟会通过“上门服务”的方式，来曲线救市？

　　公款宴请难以令行禁止，个中原因，不难想见：公款吃喝虽饱受诟病，但在时下，它已变得根深蒂固，也衍生出挥霍惯性。归根结底，吃请只是利益交换的载体，是例行的“款待仪式”。只要依附在吃请上的利益诉求未消，公款宴请就会大行其道。

　　治理“舌尖上的腐败”，说到底需要提升各方的监督力度。许多公款宴请“低调潜行”，企图蒙混过关，就与监督鞭长莫及、存在盲区有关。【更多】

　　距离“4·20芦山地震”已经过去了6天，震后救援还在持续不断地展开。在救援进程中，红十字会的角色继续引发大量关注。日前，有不少媒体报道，正在救灾前线任前线总指挥的中国红十字会赈灾救护部部长王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红会不能去行政化，级别高点能更好发挥作用”。王的话一经传播，立马引发了舆论的大幅反弹，对于红会及其王平个人的谩骂之声，可谓不绝于耳。

　　王平的一席话大抵是在赶赴基层救灾时，遭遇困难后的有感而发，但却不偏不倚地戳到了公众情绪的敏感点：公众对于红会行政化、官僚化的不满和愤怒，通过这一番话，被进一步激发。时下中国，尽管“官本位”的思潮依旧占据着主流市场的重要份额，但对“官僚制”的痛恨也不乏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支持。在红会问题上，人们也习惯于将其运作封闭、信息不透明、效率低下等弊端归咎于红会所染上的官僚习气。

　　而在事实上，红会也的确属于少数几个无需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在现有的行政体系中，红会属于全额拨款的参公事业编制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进行管理。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全国红十字会系统编制工作人员为11228名。由此可见，红会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机构，但也算得上是一个准行政单位，至少该系统的日常管理最高职位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享受的是副部长级待遇。

　　一个社会组织，成立和运作的目的在于提供人道主义帮扶，但在机构的属性上，却自称是政府的“助手”。在“郭美美事件”爆发后，红会的自身定位问题被迅速暴露，成为公众质疑的最好理由。可以说，在独立性不足的前提下，红会的重塑公信力的举动几近天方夜谭。【更多】

　　近来，印度国内舆论又出现一波渲染“中国军事入侵”的反华噪音。印度报纸和电视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军队入侵”的“帐篷对峙”事件，虽然中国外交部已经否认中国军队超过实际控制线，但印度当局仍然要求中国撤回“越线”的军队。显然，这一事态扰乱了中印关系正常发展的和谐乐章。

　　其实，印度舆论渲染“中国威胁论”和所谓“中国军事入侵”不是什么新现象，近年来屡次掀起炒作“中国威胁”的歪风。但在目前中印关系发展正常，特别是习主席刚提出中印关系发展五项原则和辛格总理三点回应的良好氛围下，印度舆论却反其道而行之，又开始炒作

　　“中国边防部队越线巡逻”，那就值得深思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周边国家菲律宾、日本、越南等近期频繁生事，中国同其在领土边界问题上的纠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日钓鱼岛纷争依旧处于胶着状态。印度国内各方面在这一时间点上炒作“莫须有”的中国军队“越线”，试问印度是想趁火打劫贼喊捉贼呢，还是企图“入伙”与其他国家一起在中国身上捞上一票？姑且不说中国此次“越线”与否，在中印实际控制线并未完全划定和标示的情况下，即使出现“越线”的个案，两国也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边境问题协商机制心平气和解决，犯不着小题大做肆意炒作，特别是在两国已确定新形势和平共处和共谋发展大方向的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