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教授们不再沉默，而是和学生们站在一起，成为校园抗争运动中最富理性和道德的力量。1986年4月，43名全南大学教授发表了题为“遭受光州悲剧的我们对祖国的现实深表忧虑”的时政宣言。5月，中等教育协会所属的546名教授发表了“教育民主化宣言”，由此推动了该协会后来在更大范围内的教育民主化实践。1987年4月，193名文学人士发表敦促修宪声明，6月，首尔市区51所105名初高中教师发表时局声明要求政治和教育民主化，7月，全国28所大学共80余名教授成立“走向民主化的全国教授协会”。在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中，大学教授被广泛动员起来，他们不断地联合签署声明，要求政府加快民主转型步伐。尤其是在1995年8月，韩国各大学的教授，前赴后继，连续发表声明，至9月，共有91所大学5千余名签名教授组成了联谊会，形成了巨大的声势。
光州事件之后的韩国民主运动，并非局限于校园，主体也不仅仅是学生和教授，宗教人士在推动光州事件平反和促进韩国民主化运动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82年，韩国天主教枢机主教金寿焕发表谈话，对于隐藏釜山美文化院纵火者金铉奖而遭拘留的崔基植神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作为祭司的最佳选择。1985年1月，由咸锡宪、池学涥主教和金在俊牧师等22名在野人士组成了“在野洽谈会”，2月，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展开言论基本法修改运动，要求落实公民言论自由权利。1986年，天主教首尔大教区125所圣堂举行祈求正义与和平的时局祈祷会，全国牧会者正义和平实践协会发表“争取民主宣言”，曹溪宗等152名僧侣发表民主化时局宣言。1987年，针对全斗焕的所谓“护宪措施”，金寿焕枢机主教再次走到前台，在复活节上致辞谴责全斗焕倒行逆施的行为。在大主教的感召下，光州和首尔有多达数十名神父，包括80多名修女进行绝食祈祷，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后来的韩国民主化运动中，数百万天主教徒和上千万的基督徒，包括一部分佛教徒，都参与到了世俗化的政治斗争中，他们为韩国的民主化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
韩国国民的自主抗争运动，充分体现出韩国国民性的顽强一面，有不屈不饶的斗志，有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志士。1985年8月15日，工人洪起日在YMCA正门散发传单时焚身自杀，这是第一起为追求民主事业而以自我牺牲唤醒民众的先驱。自他之后，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前后竟有近20名学生、工人和市民采取了自焚、跳楼甚至切腹等自杀行为，以表达他们对专制统治者的决绝立场。如1986年5月20日，首尔大学学生李东洙在文益焕牧师讲演会的途中焚身自杀；同年6月6日，市民姜相喆在木浦站广场高呼要求民主化和五一八真相的口号焚身自杀；8月12日，10余名焚身、跳楼自杀工人家属成立民主化运动遗属协会。而影响最大的自杀事件发生于1987年5月15日，首尔大学学生赵城晚高喊立即释放良心犯，在明洞圣堂剖腹投身自杀。这一系列极端的以生命为代价的悲情事件，对韩国国民心灵产生了极大震动，促使他们形成了加快民主化转型的迫切心理。
正是借助于校园的民主化运动、宗教人士的强烈介入和社会底层的浴血抗争，韩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均被充分动员起来，为反对党要求改变威权统治提供了巨大的社会支持。1986年，以金大中金泳三为首的反对党人士，发起了“一千万人改宪签名”运动，1987年6月，为反对全斗焕所谓在1988年奥运会前“停止有关修改宪法的讨论”决定，反对党组织了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百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改宪。仅在6月10日至26日的半个月间，韩国各地共爆发数千次示威，参加人数达上千万人之多，引发的流血冲突数不胜数。这个被称之为韩国的“六月抗争”运动，对统治者形成了难以抵抗的压力，用金大中当时的话说：“我国已经有无数的人下定决心，甘愿为民主事业作出牺牲。在朴正熙执政的年代，政治犯大约有420人，现在已经增加到2000人以上。我有个粗略估计：在目前的条件下，为了恢复自己的民主权利而愿意坐牢的人大约有2万到10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