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平权，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词

　　不可寄望天降明主贤相，但是可以相信民间的压力愈大，社会的压力越大，投合民意的政策法律就有更大可能性出台。从消极的被动的压力讲，因为“大跃进”导致了无法掩饰的大饥荒，才有毛让贤刘出来收拾残局搞“三自一包”；因为社员消极怠工，人民公社制度才终于解体。而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正是小岗村等地的农民主动挑战旧制度，加上万里、赵紫阳和邓小平等人顺应民意的结果。广东人冒死逃港的压力，在促成邓小平搞深圳经济特区中的作用，也是官民良性互动的好例证。当下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乌坎村民拿起土地法和村民自治法抗争，取得了“乌坎转机”；“随迁子女”15岁的少女占海特为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约辩”各界人士，引起广泛关注……

　　且看美国的平权进程，不要以社会制度不同完全否认其可比性。上世纪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政府一度残酷镇压绝望的抗议者，1932年7月28日，胡佛总统命令军队出动轻型坦克和骑兵、步兵驱赶因反饥饿而到华盛顿请愿的2万多退伍军人及家属。次年罗斯福就任总统，他不可能改变美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他因应社会经济压力的政策变了，其推动的社会改革新政就包括了许多平权的内容，清理控制公共事务部门者的特权，为弱势群体拟定综合社会保障计划。而上世纪60年美国的民权运动，更是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民间力量与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良性互动，共同促成的伟大社会进步。

　　应该说，民间要求平权的呼声和压力，中国政府是感觉到了并有所回应的。江朱时期，农村的“三提五统”闹得鸡飞狗跳，民间对抗剧烈，让官方得不偿失，终于有了取消农业税和特产税。胡温时期虽未根本改变福利分配按权分配格局，但在社保与医保全覆盖方面总算有了起步。李克强在今年两会期间答中外记者问时，对社会阶层固化、教育不公等民间怨声最大的问题也有回应，承诺要促进社会纵向流动，让农村孩子感受到希望云云。

　　也许有必要补充说明，以上讲的都是比较理性的维权方式、平权途径，但促成社会转型的是合力。没有两端也就没有所谓中间（中庸、中道），倡行和平转型的人，不希望出现暴力和动荡，但也不能否认人民有推翻暴政的天赋权利。真正的“毛左”并非一无是处，他们的“原教旨”毛主义和文革思维，对既无“群众运动”威胁又无法治制约而肆无忌惮的权贵阶层构成某种道义压力；中国语汇中的“极右”完全否认中共政权历史合法性更是令当权者寝食不安的“敌对势力”；从农民工讨薪的“跳楼秀”、堵路到砸警车的“群体事件”（民变），可谓当下中国的“街头运动”，是与官方高压政策的“合理冲撞”；乃至不惜同归于尽的个体复仇、疯狂的玉石俱焚的报复社会，也是对执政者和全社会的警示——这一切汇聚成推动转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