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平权，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词

　　本文系2013年6月29日至30日于悉尼举行的“当代中国转型的实践和理论国际研讨会”参会文章。本网将陆续发表与会海内外学者的相关文章，以飨读者。该研讨会由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社会转型（中国）研究院共同举办。

　　一、“重庆模式”的侧面解读

　　所谓“重庆模式”这些年一直是海内外媒体、学界关注和议论的热点，至今也没有“盖棺论定”。即使薄熙来案审结，只要中国的现实问题依然，为“重庆模式”叫好，为薄熙来叫屈的人，仍旧不会少。

　　诚然，从地方和单位“一把手”掌握近乎绝对的权力、在他管辖的地盘上为所欲为的角度讲，正如一些人所说，“重庆模式”就是“中国模式”，最多是“增强版”；作为其鲜明标记的“唱红打黑”，不过是“文革”运动模式的故伎重演。但是，不必讳言，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搞的那一套，具有相当深厚的民意基础；在薄垮台前后，都有众多重庆市民真心地认同他对建设重庆的“贡献”。

　　先说“五个重庆”的建设。2008年7月，“作为重庆发展的新目标、新追求”，薄熙来的市委提出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的“战略决策”。重庆市民不管钱从哪里来，既不关心也不可能知道重庆究竟享受了中央对直辖市和两江“新区”的哪些优惠政策，但他们感觉到了重庆市容市貌发生的巨大变化，变化越大越好，“只是到机场的路上树可能栽得太密了吧”！同饮一江水，重庆人为什么不可以与上海人攀比？一个地区能争取到中央的特殊政策倾斜，那是主政者的“本事”和市民的“幸运”。

　　关于“宜居重庆”建设，包括“从工作2010年起三年内在全市主城区和6个区域中心城市、2个卫星城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解决200万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先期建成和分配的样板社区，已有买不起房的市民入住并对外展示。不管这里面有多少寻租的名堂和作秀的把戏，它传递的是主政者对房价居高不下的中国大背景中对住房困难户的关心。

　　关于“平安重庆”建设，最受瞩目的创新是建设“交巡警平台”，集刑事案件、治安管理、指挥交通、服务群体等功能于一体，24小时执勤、快速及时出警。其中女子交巡警特勤支队，选警花做仪仗队式的表演，只能当旅游新景看待姑且不论；尽管“交巡警平台”设置耗资不菲，它们360度全天候的视频监控说是为了保市民平安，却随时可以作极权高压用途，但市民直观感觉到的首先是，把坐在空调办公室里不知干什么的警察赶上了大街，不能再傲视百姓，也可以威慑街面盗贼与凶暴之徒。

　　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三个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差距）方面，重庆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至少口号喊得最响。虽说是在薄入主重庆之前，2007年重庆就被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正式启动是在薄临渝之后的2010年8月1日，引起全国高度关注，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户籍改革的破冰之旅”。在这年年底的全市经济工作会上，薄熙来说，“重庆如果确确实实能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就是在创造历史，在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这个说法，应该是很得人心的，不管他是想为谁“创造历史”。

　　再看褒贬分歧最大的“唱红打黑”。以“唱红”来讲，它迎合了底层工农市民中那些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这些人的政治地位比改革开放前降低了是不争的事实；他们认为毛时代贫富差距不像现在这么悬殊，官员没有现在这么傲慢与腐败，这大体也是事实。乃至有些人怀念“文革”，希望再来一场打倒“走资派”的运动，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毛泽东讲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时说：“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转引自《十年一梦——徐景贤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85页）毛泽东像明太祖一样，把自己凌驾于所有官员之上，除他不论，毛反特权反腐败的说法显然不是无的放矢，也不乏真诚。揆之于今，按权分配，“有权就有一切”，“官本位”愈演愈烈，“权贵资本主义”，官商勾结“闷声发大财”，无本万利岂止比“比资本家还厉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唱红”让一些人怀旧，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并产生虚幻的打倒贪官污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