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平权，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词

　　三、平权的道义正当性

　　准确地说，我们讲平等，讲平权，并非为了抵制什么主义、警惕谁的诡计，也不是为了与谁争夺话语权，而是出于人的本能，其正当性乃是基于天赋人权。自启蒙运动以来，此乃不证自明的人类公理。

　　《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一条就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以下几乎每一条都有“人人”或“任何人”的字样。可以说，这是一个用平等精神统率全文，并贯彻始终的平权宣言。
　　中国最高权力机关（人大）虽然迄今尚未批准加入中国政府早已签字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中国已加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在其序言中确认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并在该序言一开篇就声明，“本公约缔约各国，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

　　在权利方面人人生而平等不移的原则，不论是在自由、正义和博爱等价值观念范畴，还是在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等制度层面，都具有基础性，应是人类社会元规则。

　　就价值观而言，“自由”偏重于“个人的权利”，法国大革命时代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做出了经典的表述，“自由就是指有权做出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但是“自由”并非从来都是人人可得享有的，奴隶制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自由人（公民）与奴隶从古希腊的城邦到上世纪许多国家都是同时存在的；与之相区别，现代文明人追求的“自由”则是以“人人平等”为逻辑起点的。个人的自由必须承认人人平等的原则，民族的自由（自决权，国家独立）也必须承认族群平等的原则。因此，“平等”强调的是“所有人的权利”，它实际上是关于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规则。“博爱”不言自明是以人人平等为前提的，不过它所描述和规范的偏重精神情感关系，相信人类有共同的起源或共同的主宰（神或造物主），并把“每个人的权利”（自由）和“所有人的权利”（平等）连接起来。也就是说，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基本价值“三位一体”，而以平等为核心价值。而所谓法国大革命“对平等的追求压倒对自由的追求”，其实是违背了平等即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原则的。以众暴寡、以强凌弱，是对他人自由的侵犯，也是对平等原则的践踏。事实上，中国的文革野蛮践踏自由与人权，正是从批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走向高潮的。

　　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如不分性别和种族等“一人一票”）、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尊重与保护每个人的人权，自然都是平等原则的体现。

　　叙述平权的道义正当性与价值伦理的基础性，似有必要提及平等原则的现实性。

　　虽然作为原则的平等与作为事实的平等，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的存在“天壤之别”，但这并不妨害我们确认平等的正当性，并使之成为人类社会的追求目标。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两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一是民族国家的存在所造成的平等局限性。皮埃尔·勒鲁在《论平等》一书中说：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民之间的平等，这是一个概念的两个不同侧面。假如你们只要求在城邦内实现平等，这样的平等就受到了限制，失去了普遍性，不成其为原则，而变成一种利害关系。……它必然形成城邦内外人们之间的等级和差异……从这些等级中的某一等级升到另一等级，并使自己进入城邦之内，这就成为人类活动的目标。（王允道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5页）这种状况之于存在民族国家的当今世界，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移民关卡、人民偷渡还会长期存在。但是，一国之内（中国的港澳台地区是所谓“境外”，除外）以“户籍”制度形成享有不同公民权利的“城邦”，则完全是人为的伤天害理的不平等。北京、上海等特权城市公然歧视和排斥“外地人”，上海一些人甚至公然要求与中英谈判缔约而形成的境外特区香港攀比户籍管理限制条款，不仅不具有任何道义上的正当性，也不具有任何现实需要的合理性。

　　另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富分配不合理。与上一种不平等不同，它是人类社会不得已的选择，不可消除而只能补救。简言之，就是因为人性的固有弱点，没有竞争压力和动力则社会财富就不能大量涌现；而即便竞争规则公正（起跑线同一，参与机会平等），结果也并不公正，特别是在当今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赢家通吃”状况更甚。这恰如体育赛事必须有规则分出输赢，前10名的成绩相差虽微不足道，所获的名利报酬却天悬地隔。社会财富的分配要消除这种事实上的不公平，不是靠取消竞争，而是通过政府税收进行二次分配（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福利），通过民间兴办公益和个人自愿捐助进行第三次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