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斌，69岁，站在自己住的平房里，身板还很硬朗。（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真的就只是一个荣誉。”
1962年10月23日，民和县农场，杨建余和战友们收割着青稞。
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活。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部队的标准是每人每月45斤粮，其中还要扣去2斤支援地方建设。对于年轻小伙子来说，只能维持半饥半饱的状态。
下午5时许，劳累了一天的杨建余正在感到疲惫袭来，进藏对印作战的命令传了下来。
对这道命令，战士们并不意外。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一直在边境上侵扰中国。1961年开始，印军在西段边境的中国领土上建立入侵据点。中国进入战前准备时，战士们开始学习简单的英语。
“华落米”、“努提各”和“给乌阿扑”，很多年后，杨建余依然坚持着让人不知所云的发音，但他也清楚地记得这几句的中文意思是“跟我走（follow me）”、“不准走（not go）”和“放下枪（give up）”。
在营部，营长只作了简单的战前动员就出发了。这已足够，战士们积极请战，当天晚上就有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
杨建余写的，是一封家信。他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6个弟弟和1个妹妹。快要上战场了，他并不怕死，只是想告诉母亲，作好心理准备，而且他死之后家里还有兄弟可以依靠。
难办的是这封信无法寄出。平常战士寄信都是交到团部寄出，但部队开拔前去西宁乘车后，就不允许再寄信了。
直到部队开到格尔木，杨建余才找到机会，将信投进了地方上的邮筒。
后来回家探亲，杨建余才知道，母亲看完那封信，独自跑到河边痛哭了一场。
1982年，杨母以花甲之年亡故，杨建余再也体会不到母亲的关爱。现在，有谁还会像母亲一样关怀他呢？
当年，他们都甘愿为祖国母亲抛洒热血。“行军途中，每到宿营地，战士们不是先休息，而是争先表决心，写请战书。”何洪昌说。
即将进入战斗的前一晚，连、团领导想将他临时调换到9连，这个连第二天将担任主攻西山口的任务，何洪昌表示坚决服从命令。
临战那晚很紧张，每个人都在棉衣里面写上名字，免得牺牲了还不知道是谁。何洪昌在衣服上写了名字，数了数身上还有七十元钱，然后拿出一张纸条写下“我牺牲后请将我身上的七十元钱交党费”，怕母亲骤然得知伤心，他又写下一句“不急于通知我母亲”，然后放进衣服口袋。
打下西山口，九连荣获集体二等功，还出了一个战斗英雄庞国兴，何洪昌本人也被评为三等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