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全，70岁，在村子里和老伴相依为命。（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当奖章从天鹅绒的小盒子里被拿出来，看到正面“中印反击战”五个字，不知道的人会以为这是老人跨越半个世纪的珍藏，但实际上它被制作出来刚好一年。
72岁的杨建余一手拎起奖章，一手翻过它的背面，奖章上的话来自1962年的中央慰问团，样式则完全模仿了军功章。认真地解释：“东西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两句话可是中央说的。”
在老兵们的记忆中，50年前到访的中央慰问团，是国家对中国对印反击战唯一也是最后的纪念。演出之后发的每一件慰问品，老兵们说起来如数家珍，那包括：三五个信封，一叠信笺，一只搪瓷茶杯，一支英雄牌钢笔，还有一条雪白的毛巾。
这些不过是日常用品，在普通人家不知要更换几何，老兵却记得每一个卷走记忆的漩涡。
“搪瓷缸在甘肃坐火车时丢了。”曾在炮营服役的刘成全语调沉缓地回忆，当他转业到刘家峡水电站，时间就开始一点点剥离他与军旅的联系，“英雄钢笔在学习安全常识时，不小心挤坏了；信笺丢到刘家峡水库了；有一年家里着火，白毛巾烧掉了。”
毛巾只有少数人还保留着，只是雪白已经变成了鹅黄，但有一份精神寄托附着其上。给自己制作一枚奖章，便是缘于这份寄托无处安放。
2011年11月18日，彭州原163团战友第六次聚会。这是多年前西山口战役打响的日子，在老兵们的生命里留下了最深的刻印。聚会是杨建余和战友何洪昌发起的，这一天大家聊得最多的是：眼看第二年就是中印战争50周年了。
有人提议，联名给中央军委写封信，给所有参战的老兵发一个50周年的奖章。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大家考虑起如何行文、如何措词。
这时来自都江堰的战友彭维松说：“干脆我们自己做个奖章吧。”
这个提议先是引起了一阵讶异。“奖章只有军委才能发嘛，我们发算什么？”有人说。但杨建余和何洪昌都觉得可以：“军委发的叫军功章，我们自己做的是纪念章，没啥子不可以。”
“开个亚运会都有纪念章，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彭维松看来，是不是官方发的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向后人证明，老兵们曾参加过那一场战斗。
最后，给军委的信仍然要写，而发奖章的动议也被一致通过。72岁的杨建余和73岁的何洪昌开始操持这件事情。
次年7月，何洪昌让女儿在网络上找好了厂家，杨建余通过亲戚在成都谈好了价格，每枚30元，然后由何洪昌往返成都与厂家商量定稿。
何洪昌回忆，让他来跑这件事，是因为老兵中他的身体还算好，可年龄确实不饶人。“第一次从彭州去成都，转了三次车才找到厂家。”到的时候已经是12点了，老板不在，在7月的酷热里，他等到下午3点才办成了事儿。
后来何洪昌往返5次只为商定好奖章的细节，最特别的就是要在背面加上一句话：“不愧为伟大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军队。”
50年前，毛巾上印的就是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