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大清咸丰五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军舰驶入日本江户湾，用舰炮强行逼迫锁国已久的日本开放门户。随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迫使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1863年8月，英国借口英国人查尔斯· 理查德森被萨摩藩杀死，悍然派舰队炮轰鹿儿岛市，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此举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以“马神甫”在广西被杀为借口炮击广州如出一辙。
中日两国几乎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创立海军。日本筹办海军的举措与中国大致相当，也是从装备舰船、培养海军人才开始。1866年中国建立福建船政学堂，同年，日本在筑地设立了海军讲习所；1867年中国江南制造局创立于上海，同年，日本横须贺制铁所成立。
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收缴各藩军舰，组建统一海军，之后开始购船造舰。1868年中国建造了第一艘蒸汽战船“恬吉”， 八年之后日本第一艘国产军舰“清辉”下水。向国外订购军舰，日本也把目光投向了西方海军强国。有趣的是，中国最先向英国购买的阿思本舰队中的旗舰“ 江苏号”，在舰队拍卖时被日本萨摩藩辗转买走，改名“春日”成为藩主的座舰。1870年日本政府收缴各藩军舰，1269吨的“春日”舰因其规模较大，成为日本海军中的主力之一。
我在英国查找北洋海军线索时，也总能发现日本海军的身影。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因座落在伦敦郊外的格林尼治而得名。19世纪末，中日两国都曾有留学生在此学习海军。
1877年到1889年间，北洋海军从福建船政学堂先后选拔75名学生分三批赴欧洲学习，其中毕业于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者22人。这批人日后大都成为北洋舰队中的重要将领。其中靖远管带叶祖，就是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中的一员。叶祖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塾师家庭，1867年，由于家庭负担重，放弃科举考入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驾驶班，一路成绩优秀，1877年春作为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进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学习，以优秀的成绩毕业。1878年8月派赴英国海军“索来克伯林”号装甲战列舰与英国王太子同舰实习、“芬昔勃尔”号巡洋舰实习，三年期满后回国。
同时期，日本也有很多留学生在英国学习，而且人数大大超过中国。时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曾颇感担忧地致函北洋大臣李鸿章：“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九十人，嵩焘见者二十人，皆能英语。”此时的郭嵩焘已经看出日本海军的峥嵘初露，预感到中国在这场变革中的缓慢与滞后。
日本早在1870年就确立了海军留学制度。在这支留学大军中甚至包括许多皇室成员，朝彦亲王的15个侄子中有13个被送往国外留学，而原本已经出家为僧的东伏见宫嘉彰亲王，为了留学英国还俗从军。其他留学生则从幕末舰艇军官和海军兵学校中选拔，许多人都出身武士家庭，并在幕末的大乱中亲身经历了与英法等国的冲突，真刀真枪地参加过倒幕内战。这些人学成后多成为海军中的高级官员，明治时代日本海军元帅及少将以上将领中许多都曾有过留学欧美的经历。
而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从中山大学程美宝教授那里，我得到一张格林尼治海军学院1882年到1883年度的成绩单。程教授在英国海事博物馆的档案中发现了列有中国学生李鼎新、陈兆艺和日本学生伊集院五郎名字的成绩单。从单子上看，李鼎新成绩排名第8、伊集院五郎排名第12，而陈兆艺排名第14。到甲午战争时，李鼎新为“定远”副管驾，陈兆艺仅做到练习舰“威远”的操练大副，而伊集院五郎已经身为日本海军军令部第一、二局局长，日后更成为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元帅。
日本留英学生中还出了另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日后的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倒幕战争中，东乡在萨摩海军“春日”号上服役，参加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战船之间的阿波冲海战。1871年东乡接到命令赴英学习。他到英国时根本无法进入格林尼治，只得前往朴茨茅斯进入泰晤士船员训练学院，在皇家海军老旧的伍斯特号木帆船上实习。那个时代，很多西方人将日本留学生当成中国人。东乡的同学们戏称他为“中国人强尼”。他的老师亨德森·史密斯船长后来回忆说，“这个年轻武士不喜欢这种称呼”，很多次他不得不用拳头解决问题。
1881年清廷向阿姆斯特朗厂订购超勇等战舰，面对这些当时的先进军舰，日本大受刺激。1883年日本海军将中国正式确立为假想敌，开始时不断以清军为目标实施扩张计划。1884年日本从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浪速级巡洋舰以增强同中国抗衡的实力。大量能干的日方人员、造船技师和工程师监督了这艘船的建造进程。1885年3月18日浪速下水，《纽卡斯尔日报》记录：阿姆斯特朗夫人在船首砸碎了一瓶香槟。
一个飘着雪花的冬日我到了威海。这座海滨小城，在甲午战争中成为两国海军最后的海上战场。在一家名叫三国演义的餐厅，我和北洋海军研究会会长陈悦夫妇讨论起了19世纪末中、日、英三国海军的故事。“在19世纪，中日海军对外购舰活动几乎呈现出一种互为刺激，你追我赶的局面。日本第一艘取消风帆的全蒸汽动力钢制军舰筑紫和超勇、扬威是同一级军舰，而吉野和致远有传承关系。” 陈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