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和结发妻子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文革”后期。师哲从下放的农场归来，贾静春卧床瘫痪。在医院病床前，师哲问近于昏迷的妻子想要点什么，妻子说“碧螺春”。师哲事后念叨说“她还知道碧螺春”，却不曾去购买。
师秋朗对父亲这一行止极为气愤，“到死他都没有一点愧疚，还嘲笑母亲。一点人情味儿都不剩。”
日常交谈中，父女常常发生争论。师哲依旧崇拜毛泽东，认为领袖可以为了大局使用政治手腕，整肃异己。“他觉得整人是应该的，虽然他自己被整了。”父女谁也说服不了谁。
虽然如此，师秋朗还是觉得父亲的经历有价值，有意帮他整理回忆录。这成了父女晚年最有意义的共同事业。
1998年师哲去世，在中央组织部审定的“师哲同志生平”里，他被称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苏联问题专家”，最后一个身份则是“副部级离休干部”。在“师哲子女致亲友的信”末尾签名的师哲子女，以师秋朗开头，另有俄罗斯籍的两个儿女，以及与周惠年的四个子女。
除了帮助父亲完成回忆录，师秋朗晚年的精力投入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延安杨家岭山道上，七旬老人徐特立佝背负手急趋课堂的身影，以及坚决不肯离弃童养媳老婆的操守，成了师秋朗记忆中最珍贵的一抹亮色。另一件“苦活”则是费力搜集自然科学院同学录和发起校友会。
师秋朗感到厌倦了城市的生活，被往事纠结的失眠困扰。她常常想到农田。回归农村的愿望从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离休后，她先在通州一处农庄租房居住，后在大兴南各庄附近租下了一块地，自己起平房，正好趁爆发非典那年住到了乡下。
这里离唯一可到的公交站台有几里地，通向院落的小路白杨荫蔽，院子周围都是麦地，金黄中含有泥土的湿润。院里还有属于师秋朗自己的玉米和菜地，壁上挂着一排十来种农具。一个附近的农民帮着收种，附带照料她。师秋朗自己干些掐芽、绑枝的轻活，恍惚童年摘棉花、看场的记忆倒带。
在小院里，师秋朗获得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丰收。2012年秋天，记者第一次来到这座小院，遍地金色的玉米成垛，似乎容纳不下。
土地的租期是30年，“足够我活了”。在玉米林的沙沙声里，师秋朗找到了与童年一样的睡眠，远离了一生中的革命、运动和恩怨得失。遗憾的是不能带上母亲，她已早于师哲多年过世。
但这座有小产权之嫌的院落，或许仍难作为最后的归宿。近年北京计划扩建南苑机场，南各庄已列入征地范围。看着园中半人高却经受雹灾、枝叶褴褛的玉米，师秋朗不知道，自己能否在这里看到下一季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