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当时身处抢救运动中枢，表现抢眼。但对师哲之女，他自然另眼相待。此时的师哲凭借苏联内务部门的深厚资历，成为社会调查部长康生麾下骨干，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在西北局干部系统“抢救”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师哲与贾静春离婚后，第三任妻子周惠年是此时康生的秘书，不乏政治联姻意味，二人关系紧密亦可见一斑。
在一盘棋的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干部人脉因素仍在发挥作用。除了女儿，师哲的受惠者还有四弟师叔德。
师叔德早年被捕后曾在南京反省院被关押，抗战后出狱，成为其履历上的疑点，最初被列入了抓捕名单。师哲自述，康生当着他和保安处长周兴的面，在一份名单上拟抓捕人名下打“0”，送行政学院集中审查者打“.”，师哲在打“0”名单上意外看到“师叔德”的名字，脱口而出“是我四弟”。康生立即拿过名单划去，师哲又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就----”，康生随即又把“0”换成“.”。
师秋朗得蒙庇护，母亲贾静春却未能幸免。已和师哲离婚的贾静春在延安县工作，该地由康生妻子曹轶欧蹲点，运动火力猛烈。1938年再赴延安途中，贾静春为打听师哲消息曾探访过从苏联东方大学归国的王友志，王当时参加了国民党，贾静春因此被车轮战围攻要求交代。
师秋朗回忆，运动后期正逢河南大灾，许多灾民逃荒到延安，当时正逢各单位组织看戏安抚人心，刚获甄别的贾静春扮演一个受灾妇女，借机在台上痛哭一场，发泄冤屈，观者无不动容。
人犯押入边区保安处监狱由师哲直接经手。据师哲回忆，社会部在制订《审讯条例》时，对于是否用刑发生争论，师哲主张不能刑讯获取假口供，康生大为恼火，称要“逼供而不信”。打骂冻饿、车轮战、假枪毙在延安大行其道，边区保安处监狱所在的凤凰山半坡日夜鬼哭狼嚎，闻者色变。
师秋朗对父亲的身份感到厌恶。她直率地称父亲和他的人是“特务”。有次师秋朗去进出边区贩货的大车站买肥皂，这里往往是保安处的监视重点。师秋朗的行踪随即被报告给师哲，引起师秋朗极大的反感，心想“你搞情报搞到我头上”。
师秋朗说，父亲在审讯中没有亲手打过人。师哲自称，他本人多少和保安处其他人有所区别，譬如周兴是“提着棍子审讯的”。此人在江西苏区肃AB团时就是积极分子，曾因屈杀人命被留党察看。处长如此，示范效应可知。
运动臻于高潮，师哲亲手拿着一叠特务口供面见毛泽东，试图将其中一批人枪毙，却被毛泽东制止，以自己当年打AB团的经验为证，说根本不信那些口供，师哲此时才似有所悟。抢救运动大开杀戒的危机，就此为发动运动的毛泽东本人制止。
但杀机并未全然消除。师哲的一个回忆片段，透露了惊悚内情。大约1941年初，师哲参观白求恩和平医院，看到用福尔马林液浸泡的男尸，护士介绍说一共三具，生前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以医病名义送来医院后处理的。这段记忆理应发生在抢救运动之前，被学者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引用。
师秋朗相信父亲的这一说法。她有同学曾去医科大学实习，在解剖课上看到过那些被浸泡的尸体。
师哲在抢救运动中也有得意之笔，就是为习仲勋的“特嫌”洗冤。当时从关中地委调任绥德的习仲勋，被破译的敌特电报提及名字，说他已被发展为提供情报的特务，任弼时、高岗和康生为此一起布置师哲前往关中地区调查。师哲通过抓“舌头”，确认所谓习仲勋被发展为特务出于敌特虚报成果邀功领酬，由此使习仲勋避免了危机。
或许由于在抢救审干中表现能干，师哲上调社会部。与康生的上下级配合，证明了“克格勃”出身的师哲可以适应延安情形“吃小米”，却也为他后半生的蹉跎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