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各庄的斜阳
1976年的一天，从天津清河干校回北京的师秋朗，在招待所里见到了失联多年的父亲。
从自然科学院毕业后，师秋朗和母亲一起离开延安，听从组织安排，在热河、东北、上海等地和妇联、土改队、铁路局、航空站、航空学校数个单位之间来回辗转。到了东北航校之后，师秋朗干上了有点继承父业意味的保卫工作，建国后又调往统计局。辗转太频，师秋朗记不清自己每次都做了些什么，只在近来所著的《九十抒怀》中总结说，“一辈子服从分配，一辈子倒霉。”
1953年，师秋朗做了一次“走后门”不服从分配的尝试，通过在山东任书记处书记的父亲的关系，调到青岛海洋研究所，原因是和丈夫离婚，不想继续呆在上海。丈夫是航校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朝鲜战争中第一个空军英雄。这位“最可爱的人”，回国后陷入鲜花掌声的重围，看场电影衣角都能被女孩子掐出印子，很快犯了和师哲类似的错误。
离婚后的师秋朗不曾再婚。“除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我没看到一对夫妻是关系好的。”她回忆说。
师秋朗到山东，正好赶上师哲被整肃，受到排斥。几年后她设法与人交换户口指标调回北京，和母亲、孩子一起生活，单位也变成了工商管理专科学校，从此才稳定下来。
“文革”之前，师秋朗参加了四清，运动一开头，她所在的大队会计就跳井自杀了，群众却普遍反映他并无经济问题，让她想起了延安抢救时跳井的炊事员。回到北京，师秋朗每月给死者的家属寄几十元生活费，直到那家孩子参加工作。
“文革”开始，师秋朗成了造反派，贴出了第一张批判校长的大字报。“我本来对他看不惯，怀疑他是‘反革命’。”校长有个老婆一直不工作，师秋朗也觉得奇怪，校长又怕老婆，这都成了师秋朗眼里的“特务关系”疑点。
当年奔赴延安之初在班会上批判母亲的激情，又回到她身上，发泄了平时“受压制”的积郁。大字报遭到了工作组反击，大字报铺天盖地，师哲女儿的身份成了师秋朗最大的软肋。不久造反派得势，师秋朗卷入了派性争斗。高潮落幕，师秋朗成了挨批斗的“五一六分子”，下放天津清河农场，数年后才回京。
女儿的角色浮沉，身处秦城单人囚室的师哲一无所知，也不知道继任妻子周惠年已与自己离婚。而师秋朗也完全不知道父亲1963年后去了哪里，“也不关心”。
虽然如此，在招待所见到父亲的一刻，师秋朗却莫名其妙地流泪不止，像是要把一辈子的眼泪一次流干。
师秋朗见到的，不像是一个现实中的活人。“白，皮肤白得透明，眉毛、头发都是白的。也很胖，像是发酵粉催起来的那种胖。”师哲回忆说，秦城阳光的稀缺，使他成了“白毛男”，出狱前的催肥却又使他完全失去了模拟“白毛女”的可能。
更像白毛女的是语言。“他好像隔世人，说的是二十年以前的语言，‘文革’中的新名词一个也不懂。一开口，他就是五十年代人。”师秋朗说。几任妻子的先后离婚，使师哲失去了回到任何一个家庭的可能，成了由社科院安排的离休干部，真正的“组织人”。师秋朗成了最常去看他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