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师秋朗：我的父亲是毛泽东秘书
苏联克格勃出身，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骨干；从红得发紫、与闻高层枢密的毛泽东秘书，到“文革”时期秦城监狱的囚徒，师哲的一生命运浮沉，与中苏关系息息相关。
本刊记者/袁凌 图/尹夕远
2014年6月中旬，北京郊外的南各庄田野，麦地刚刚收割，麦梗现出无保留的金黄。师秋朗的农家小院里，一连多日晾晒着麦粒，给她90岁的暮年，添了一层富足的成色。
这似乎是少女年代梦想的颜色。陕西韩城乡下的井溢村里，14岁的师秋朗和母亲相依为命，从未见过父亲师哲。庄稼岁岁荣枯，记录着平淡的日子和父亲离家的年头。
一天晚上，师秋朗听到动静，母亲轻手轻脚地起床，点上油灯去了厨房。师秋朗奇怪地侧耳倾听，只是一片沉寂，母亲又静悄悄的回来。
以后知道，母亲走到水缸边，拿起擀面杖想要搅动水面，却又犹豫而止。半夜搅水缸是乡邻传授的窍门，对于远行不归的人，可使其心神不宁，牵挂家小。母亲搅水前，心想丈夫可能真的有事回不来，如此搅动，岂不徒增行人烦恼。
师秋朗只知父亲被抓捕，在自己出生后不久离家远走，不知生死行踪。父亲一直未归，却从国外寄来了一封信，让母女俩去延安。这封信像一抹远方的光线，改变了师秋朗往后的全部人生轨迹，脱离了生身的乡村，在革命的行列中浮沉辗转，经历斗争、理想和亲情的荣枯聚散，直到暮年之际，回到童年熟悉的田园。
延安的天空
“眼睛不够用，感觉那里的空气都不一样。”1938年，师秋朗和母亲贾静春第一次到延安，她如此描述当年印象。
师秋朗和母亲并未在延安找到父亲师哲，他当时刚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在途中的火车站发了那封家信。但延安的见闻完全弥补了师秋朗寻父不得的遗憾，也成了她一生不曾褪色的青春记忆。
“羡慕死了那些女红军，那么开放无拘束，不像我在家里，不敢说不敢笑。”师秋朗晚上和革命女青年们睡在一个大炕上，互相推选唱歌，死也张不开嘴的师秋朗，被大家批判为“封建残余”。
首长和大家也很平等，从贺龙到毛泽东都很容易见到，抗大校长林彪热情地介绍她们到中组部查干部档案。这是从小呆在农村家庭中的师秋朗无法想象的。因为奶奶病重，不得不跟随母亲回到韩城家乡后，她感觉“看到天又关进黑屋，鸟飞了又进了笼子”。
师哲的父亲是小学教师，师哲本人是在西安求学时加入共青团的，他的同窗好友中有后来的抗日名将、孟良崮亡魂张灵甫。其四弟师叔德也追随他参加革命。师哲的丈人有举人功名，却是韩城小学教育的先行者，贾静春从小受教育，是全县第一个拆去裹脚布的女性。但师哲的父亲脾气横暴，家族又重视男丁，师秋朗和母亲没有地位，压抑的气氛和抗战初期的延安不啻天渊。师秋朗感到一天也呆不下去，便给母亲留下条子，“我要走了”。
延安的革命气息，显然也使身为小学教师、曾经带头在全县废除妇女缠足的母亲印象深刻。加上看到条子怕师秋朗一个人走掉，终于决定在公婆去世后和女儿再赴延安，过另一种生活。
1938年底，二人再次辗转到了陕甘宁边区，经先期到达延安的师叔德介绍，进入鲁迅师范上学。师秋朗当了文艺干事，母亲也因年纪大被选为班长。初尝革命生活滋味的师秋朗，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班级周会上批评母亲的家长作风，让母亲和同学们感到吃惊。
母亲身上的“封建残余”还包括，她坚决不同意女儿改掉“师秋兰”这个显得旧式的名字，为的是将来父亲师哲可以找到女儿。
其后因国共关系交恶，地处交界小镇马家堡的鲁迅师范迁往延安，师秋朗就此与参加工作的母亲分开生活。最初的新鲜过后，此时的她尝到了革命阵营里的别样滋味。
先是在马家堡上学期间经常“打游击”，半夜紧急集合离开驻地，在不知名的大沟里过夜，洗脸漱口都在河沟里完事。有时在破庙里借住，负责办壁报的师秋朗，把文章别在一块布上背着。黑板则由男同学负担，到地方往树上一挂，布匹展开，就算上课办报。
学生半年就算毕业，分配到农村办学校。都是如师秋朗这般十三至十六岁的少年，被派到某个山村，拿着一封介绍信去做群众思想工作。群众同意后才会腾出一孔柴火窑，宿舍教室都是它，动员农家小孩来上学。老百姓觉得上学没用，影响劳力，往往不配合。白天教小学生，晚上还要动员一身疲惫的成人上夜校，自然也勉强。最尴尬的是有人遭遇农家妇女的调笑，说“小老师，你还教我，我的奶都把你养大了”。师秋朗的同学们经常是“白天教学生，晚上蒙被哭鼻子”。
师秋朗是班上仅有的两名女学生之一，因为怕出事，没有分配下去遭罪。但在并入边区师范后，尝到了另一番苦头。
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校领导将军事化充分体现在两干一稀的吃饭上。中午学生们在大太阳底下吃烫稀饭，哨响开吃，十分钟后准时吹哨结束，剩饭不许再动，统统倒进大桶。学生嘴皮烫破肚子却没饱，很多人生了胃病，师秋朗即是病号之一，骨瘦如柴。母亲将她送入边区医院治疗，没有医生和药物，只有护士每天量一遍体温脉搏，病号饭是面片汤。住院一月，师秋朗病情加重，母亲要求将她调去自己任教的安塞完小教一年级，就近照顾，调养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