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让师秋朗印象很深：一个同窑洞的女生掉了一块花布条在地上，师秋朗捡起往窗台上放，这个女同学立刻跑去报告指导员，说师秋朗拿她东西。师秋朗挨了批，心想人怎会这样。以后的余生中，师秋朗从来不去碰别人的东西，在北京住大杂院，看到别家的衣物晾在院里，要落雨了也不去帮忙收。
在延安，师秋朗遇到的另一件不解之事是入党，“我认为到了边区干革命就是共产党，怎么还有我看不见的组织。”师秋朗不知道，此时她的母亲已经入党，经常开秘密会议。对师秋朗来说，这个组织怎么加入，后悔了怎么办，都是问题，只是不说出来。以后到了自然科学院，党组织公开了，看到身边很多同学入党，而且往往都是表现突出的分子，师秋朗才开始考虑争取入党。但还有一项顾虑，像沉重的石头挡在她面前。
“假如被敌人抓住，我能否经得住不叛变？如果顶不住，不如不加入。”十五六岁的师秋朗，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一直到读了烈士传记，觉得别人为了信念可以意志坚定，自己为什么不能。有了信心才开始申请，终于在1943年入党，此时距来到边区已经四年。
师秋朗入党的心理关口，父亲师哲1924年在西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也曾面对。入团前夕，19岁的师哲被组织派人领到西北城角的刑场，地上尚有一摊摊处决人犯的血迹，来人问师哲怕不怕？师哲回答不怕，才获得入团资格。
在安塞完小的窑洞里，师秋朗和母亲一起等来了久违的父亲。
1928年师哲在莫斯科期间留影。
一个春天的中午，一辆少见的小车来到了小学窑洞所在的半坡，车上的任弼时和李富春是去安塞清凉洞考察中共七大会址的，却受了新回国的师哲委托，顺道前来探寻妻女下落。
汽车返回时带上了师秋朗母女，在任弼时的窑洞相见，师哲惊呼“天哪，你们是天上掉下来的”，师秋朗却躲在角落里不知所措。她完全不认识这个同样是“天上掉下来的”父亲，觉得比延安的其他人都远，像一个外国人。
这是在苏联15年生活带给师哲的气质。回延安的第一次见面，他曾受到毛泽东的讽喻：“不仅要能吃面包，还要能吃小米子。”
1925年离家逃亡后，师哲在河南加入国民军，不久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在军事学校就读后，又到格别乌受训，此后远赴西伯利亚工作。直至任弼时访问苏联，师哲才作为秘书随行返回国内，留下了一个俄罗斯族妻子和一双混血儿女。
这些，都是师秋朗后来慢慢知道的。与此同时，重聚不久的父母面临离婚，母亲多年心底的担心变为了现实。
离乡多年做派洋化的师哲，觉得贾静春守旧土气，正像当时延安流行的一个指称旧式妇女的名词“土包子”。师哲的情意转到了从沿海大城市来延安的“洋包子”身上。溢水井村中多年的持家等待，水缸旁不忍搅动游子心事的贤良，母女俩不远千里两赴延安的寻访，不足以挽回这颗在特工生涯中磨砺过的心。
师秋朗说，母亲经常一个人跑到山沟里痛哭。她没有向组织提出申诉，“弃旧迎新”是当时延安领导层的普遍风气。
离婚后的贾静春和从自然科学院毕业的师秋朗一起分配到承德边区政府，此后一直单身，直至建国后担任侨联工作，才由上级撮合与一位长年单身做地下工作的美国华侨结婚，彼时两人都已年近花甲。婚后数年继父离世，母亲独自生活。
在延安的师秋朗可怜母亲，更觉与父亲无话可说。师哲回忆录中不乏温馨的情节，如女儿为父亲烤馒头片、读苏联画报，对于师秋朗来说都属勉强。“隔着窑洞的门帘，我能喊一声爸。当着面，却怎么也喊不出来。”
当年带头剪裹脚追求妇女解放、又在延安入党的母亲，被革命的父亲离弃，在延安晴朗的天空下发生的这段情节，是未成年的师秋朗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