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一直觉得，他和毛泽东关系的疏远，康生等人起了挑拨的作用。师秋朗却认为，毛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父亲。
“父亲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毛对苏联有戒心，把他和苏联等同。中苏关系好，父亲就吃香，关系破裂，父亲首当其冲。”2012年秋天，微风吹面，斜阳铺地的南各庄农家院里，师秋朗平淡地一语道出父亲的命运玄机。
在延安，少女师秋朗和毛泽东有过一次对话。毛散步路过师家窑洞，看到门前修理了一半的椅子，问这是谁修的，师秋朗回答是父亲，毛泽东“哦”一声，随即走去，嘴里念着“大生产”，留给师秋朗的是“可敬而不可亲”的印象。到了晚年，师秋朗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把中国的人心摸得透透的。”
南各庄附近的一处路口，毛泽东安坐藤椅的形象被镌刻在一面陶瓷影壁上，身后收割的田地野火焚烧，无数麦秸化为黑色灰烬。
康生在建国后师哲的遭际中，扮演了一个似隐似现的角色。
师哲认为，康生和自己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结下嫌隙，又忌讳师哲知道他在苏联的底细，一心要整倒他。师哲称，自己被开除党籍下放，康生插手规定了三条：远离铁路线，隔断师哲同中央的联系，防止师哲逃亡苏联。
在师哲的命运臧否上，康生未必能左右局势；实际上1949年后，两人还一度来往颇为密切，无话不谈。但康生对下属颇多疑忌，延安社会部诸人后来命运不济，亦是事实。
边区保安处侦察部长陈复生，在抢救运动后期被投入监狱，关押数年。原因是陈复生在审讯一起所谓托派案件时，意外得知康生曾经与托派接近，触犯忌讳。后来，陈复生在“三反”中再度被关押，随后被下放到青海德令哈农场，又被人构陷入狱，可谓“九死复生”。
布鲁，真名陈泊，早年在“锄奸”行动中被炸掉一只手，后由康生推荐给毛泽东，任边区保安处侦察科长，曾破获“田守尧欲刺杀毛泽东”案件，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但布鲁很快失去康生信任，被撤职下放到绥德，幸赖习仲勋保护过关。布鲁为习仲勋夫妇拍下了结婚纪念照，被齐心保存至今。建国后布鲁任广州市市公安局长，卷入“特情”案件，押入功德林和秦城监狱关押10年，文革中卒于劳改农场。
原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刘海宾，是身患残疾的长征干部，“文革”中康生对西安串联来京的红卫兵指示刘“是叛徒、特务，要查清”，刘受到连月批斗，找不出证据；红卫兵二次来京，康生又矢口否认自己的前言。可见康生对于社会部的旧部，总免不了顺手捎上一把。这和他对待秘书和司机等的态度并不相同，知情人回忆，康生对待此类下属较为宽厚。
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建国之初就在“潘扬反革命案件”中落马，关押在秦城监狱20多年。李克农早逝，叶子龙因“在毛主席专列安装窃听器”事件被抓。只有“提着棍子打人”的周兴，和康生一样在“文革”中上位，并在云南边陲酿成用大炮轰击回民村庄和清真寺的“沙甸事件”。2014年发生的昆明暴恐事件，恐怖分子的栖身地即在沙甸。
被捕后的师哲，“文革”前夕被送入秦城监狱，成为1966年这里收押的第一个犯人。他和自己的社会部上司潘汉年、同事布鲁以及曾诱捕过的李敦白成为狱友，但互不知情。在秦城管理干部何殿奎的回忆里，师哲身体不好，态度温和，他常劝师哲加强锻炼。师哲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他曾问管教干部为何要把无辜的干部关在这里。这位管教干部（实为何殿奎）则回答，大约出自国家需要。
师哲入狱的罪名，最初是伙同高岗反对刘少奇。“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由于师哲也曾陪同刘少奇访苏，他的罪名又变成了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要求交代苏联克格勃发展刘少奇为特务。由于日夜罚站逼供，师哲的双腿血管坏死，以后又经历了胸部肿瘤切除手术。这段情节，他出狱后告诉了女儿师秋朗，认为是“康生故意要害死我”。
拒绝之下，他自己的罪名坐实为“苏修特务”，从头清算在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原罪”。归国后的宠辱沉浮回归原点。
此时，他的四弟师叔德也被批斗下放，再度身负“叛徒”标签。妻子周惠年面临同样境遇，女儿师秋朗也厕身“五一六分子”。身处秦城囚室的师哲，再也不能保护任何人，连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