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格勃”到社会部
1929年，师哲由访苏的周恩来安排，进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受训。格别乌是内战时期“契卡”的继承者，著名的“克格勃”前身。
师哲不是苏联情报系统为中共培养的第一批红色特工。他的学长们包括1926年受训的陈赓、顾顺章，还有后来成为汪伪特务首脑、著名的“极司菲尔路76号”主人李士群。顾顺章叛变导致上海中央被破坏，致使师哲1931年回上海的计划成空，被迫长期滞留西伯利亚为苏联安全部门工作。
师哲的主要任务是审查间谍和监视处置越境的中国人。抗日将领马占山赴苏后被宣布为汉奸，曾吓得在师哲面前下跪，以后师哲曾充当软禁马占山的“监护人”。
值得一提的是，师哲原拟回国赴湘鄂西根据地贺龙部队任政治干部，受阻后中央改派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夏曦。此人将苏联的肃反变本加厉带到根据地，整个部队只剩下3个半党员。贺龙哀叹“人都杀光了”，师哲评价“此人极左”。
由于忠诚能干，师哲晋级为上校，获得了一个苏联名字卡尔斯基和苏共预备党员身份，并作为办案人员亲历苏联大清洗。
“大清洗”中，师哲过手了大批肃反案件，自述“不知道究竟肃了多少，只觉得下面报上来的案子太多，光看案卷也看不过来，陷入迷茫之中”。他的内务部上级们的指示则是“随便吧，只要不把自己办进去就行”。
这个“最低要求”并不现实。提拔师哲的老上级、西伯利亚内务部部长被枪决，领导过师哲的科长和处长人间蒸发。一位年轻同事仅仅由于同师哲打了一场网球，被人告发和日本领事馆人员交往，在办公室饮弹自尽。
作为苏联情报系统中的中国人，师哲能够躲过肃反，实属幸运。曾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与师哲同在格别乌长期同事的王仁达，在大清洗中被入狱流放。上世纪50年代师哲陪领导人去苏联，辗转寻获其下落，王于1956年才回到北京，不久病逝，与师哲缘悭一面。
大清洗高潮中，身为外国人的师哲终究难免出局。1938年苏联出台政策，禁止一切外国人在内务系统任职。幸亏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长任弼时接纳师哲为政治秘书，最终师哲在1940年3月跟随任弼时经新疆回到国内，结束了15年留苏和9年“克格勃”生涯。在中共赴苏人员中，师哲留苏时间之长、在安全部门工作之久和职位之高，极为罕见。
师哲回国不久，正好赶上整风、抢救运动，得以“发挥专长”。
1943年多风沙的春天，在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上学的师秋朗，眼看着身边的老师同学一个个被打成了特务。
补习班里大都是革命干部的子女，最初在院长徐特立主持下学文件，联系实际互相检讨，师秋朗尚未觉得异常；然而后来西北局派来的工作组取代了徐特立，车轮战和逼供替代了“和风细雨”，气氛肃杀。
自然科学院所有的老师都被打成特务，无一幸免，接连投入保安处监狱。精神重压之下，一个男老师上吊，一个女老师服毒，吞下收集起来的火柴头。连一个炊事员也投了井，学生无人上课，吃不上饭。
前一年是延安史上的困难时期，没有足够的粮食，用黑豆和燕麦替代食品。这些原是马料，人吃了容易排气，封闭的窑洞课堂，不时这边那边卟咚一声，引发同学嬉笑。另外学生随地吐痰也是个问题。有个老师要求学生们“吞痰忍屁”，自然很难做到，到了抢救运动，被作为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一顿臭批，成为特务罪状之一。
自然科学院属于西北局管辖，在任弼时、高岗主持下成为抢救运动重灾区。师秋朗的同学们被逐个被打成特务，起初批斗和看管特务的人也成了特务。
在“坦白了吃面条，不坦白饿肚子”的政策下，很多十几岁的学生为了吃一顿面条当了特务。“特务学生”又往往交代老师人诱其加入组织，使被逼供的老师罪证坐实。如此牵连，几乎无人幸免。
自然科学院的抢救发展到后来，徐特立看不下去，不顾“靠边站”的处境与工作组争论，并向毛泽东犯颜进谏。据师哲回忆，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也向毛泽东提意见，说都是一块滚过来的革命干部子弟，怎么会成了特务。
奇怪的是，补习班和学院草木皆兵之中，师秋朗既未被“抢救”，又非积极分子，只觉得迷茫，“眼中觉得的好人，组织上说是特务，不能相信，又不能不信”。
其间师哲赴关中出差，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派人将师秋朗接去，问师秋朗是否批斗对象或积极分子？师秋朗答曰都不是。李富春再问那你算什么？师秋朗说不算什么，不知道为何自己跟所有人都不一样。